北洋政府时期的农村与农民———以战乱和灾荒为研究视角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为维护统治,满足其军费开支,过度剥削农民,田赋杂税猛如虎。由于军阀的割据战争和泛滥的匪患,中国农村俨如一个兵匪的王国。 加之该时期天灾不断,而预防、救济皆不到位,农村遍地灾荒、连年灾荒。 天灾人祸相交,致使北洋政府时期农村经济普遍衰落,农民命悬一线。知识分子、国民党等尝试提出了各自振兴农村的方案和策略,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提出土地革命政策,才寻找到了一条真正能解放农村的新道路,农村社会才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机。     

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必需。中国现代史学科必须厘清中国现代史的思路、主线,应给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不能忽视北洋历史的研究及对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必须深化和拓展抗战史研究领域。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及其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是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关键。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应坚持史料第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原则,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情感性和现实性统一的原则。     

论国民党北伐军事战略

从1917年到1928年,国民党相继发动了六次北伐战争。孙中山领导的前三次北伐因条件欠缺而未能成功,但他的作战经验和奋斗精神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领导的后三次北伐因条件成熟,指挥得当,逐步取得了胜利,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是称职的。经过十几年的北伐军事实践,国民党人在军事战略方面创造了诸多成功的经验,包括注重组织力量,实行正确的作战方针,选定正确的作战方向等。     

北洋时期京直地区旗地庄头考述

庄头,是伴随清朝旗地产生而出现的一类特殊群体。辛亥革命后,随着满人的失势,他们一改之前对于满洲贵族完全依附的特性,大多利用自己多年经租的经验霸租甚至侵占旗地。对于北洋政府逐渐开展的旗地清理,庄头最初极力反对,但当其最终不得不屈从时,又依然能利用自己对于旗地地亩册的掌控达到夺取佃户留置资格而自己留买的目的。     

论袁世凯设置内蒙古三特别区（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启示

民国初年,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稳定北洋军阀统治,除了加强对内蒙古王公的笼络外,为加强对内蒙古各盟旗的控制,袁世凯政府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在北京政府下设立蒙藏事务机构,一是在内蒙古设置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三个特别区组成了内蒙古地方行政机构,对于稳定北洋军阀的统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意在就三特别区的设置进行一些思考。     

1921年北洋政府整理公债述评

在银行界的提议与积极参与下,北洋政府于1921 年进行公债整理。整理之后,公债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活跃,政府债信得到挽救,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财政收支不抵这一锢疾仍无法解决。1921 年之后,北洋政府对内筹款的主要方式由发行公债转为发行库券,银行界主动疏离政府的倾向则日益明显。整理公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财政筹款的方式以及银行界与政府的关系。     

北洋时期京直地区旗地管理述评

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接收了京直地区的十几万顷旗地。这些旗地是增辟税源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届北洋政府都十分重视该地区的旗地管理问题,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关的丈放章程以及有关管理人员的奖惩措施。由于政治动荡,这些政策没有得到完全实行,但其终究体现了中国地方行政系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改治军事集团,与英、美、日列强有所勾结,其中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上世纪末,中国学者曾就日本对华政策、各派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军阀混战和军阀首脑人物与日本等问题,有所研究和论述。本文综述各种论述,以引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军集团嬗变研究

在辛亥革命前后,北洋军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在政治态度上,由效忠君主政体转向承认共和政体;在社会角色上,由君主专制的军事工具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集中代表,由局部影响转向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在集团形态上,由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转变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军事势力,由相对统一的整体逐渐分化为矛盾重重的派系或集团.北洋军的变化,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反映和缩影.     

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与湘督张敬尧的应对

1920年初吴佩孚要求撤防北归,得到曹锟和西南力量的支持。张敬尧采取诸种措施予以应对,连电中央,请求支持;筹备接防,几易计划;戒严安民,加强军备。吴佩孚全身北撤,直接导致了张敬尧湖南政权的垮台和皖系中央政权的丧失。张敬尧实力不济是外部原因,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的失策则是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