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作为论性原则的“生之谓性”

从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开始,人性论就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中心议题,性善性恶也成为主要的辩题。对人性作出价值判断之前,需要确定什么是人性,这就涉及到界定人性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本文从对告子与孟子关于“生之谓性”的论辩,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论释切入,以证明三家的人性论都可归入“生之谓性”这一原则。     

论荀子德性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既在人禽之别上肯定了人本质在善,又在人伦实践中分析了材性知能、仁义质具、人能思虑,看到了知性在道德教化中可以为善的潜能。虽然荀孟在人性论持不同的观点,但在德可教化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孟子向内发掘了人的德性本能,肯定了德性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为他的道德修养提供了前提条件;荀子向外扩展了人的德性能力,在知性的诉求中渗透了情感的因素和伦理的关切,道德教化的价值设计也有了坚实的根基。     

韩愈曾经注《荀子》

唐代杨倞所著《荀子注》,征引了＂韩侍郎＂的一些观点,此＂韩侍郎＂即韩愈。韩愈的注文有得有失。荀子和韩愈在人性论的立论方式方面有相同之处。     

试从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解读我国传统政策文化的特质

解读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得出孔孟荀所体现出来的政策文化具有以下特质：1．以主体性人格的发展为前提，2．以个人道德作为国家制度伦理的标准，3．蕴含丰富的人伦理念与和谐因子。认为“天人合一”观仍是当今社会政策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主体性人格的建构和制定是国家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和同之辨”的能力则是现代社会对主体人格提出的新要求。     

孟子荀子管理思想的互补与超越

在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中,孟子和荀子的管理思想具有不同的意境。孟子基于其人性善的假设,强调道德感化的内控式管理;而荀子则基于其人性恶的假设,强调隆礼重法的外控式管理。内控式管理思想有其明显的理论困境,而外控式管理思想也有其突出的现实尴尬。跨越二者各执一端的片面之见,可以看到,在实现二者人性善恶融合的逻辑基础上,孟荀管理思想可以相互补充与彼此超越,铸就儒家的一般管理模式。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荀子视野中的社会正义

荀子的正义理论是其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荀子看来，社会正义起源于人性恶的社会现实；追求至平是社会正义的理想蓝图；通过化性起伪和社会赏罚就可以实现社会至平。探讨荀子的社会正义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从而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古为今用、实现正义。     

从《大略》篇看荀子的义利观

读《大略》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取向,两者相互斗争,其势力消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人可以参与并调节两者的矛盾运动。他主张人为地助长道义主义,通过“以义克利”的过程而实现“义利两有”。他把其义利观贯彻于他的天人观、教育观、认识论和治国论中,形成了精神激励、利益驱动、权利制约三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亦带有理论偏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荀子礼乐学说刍议

儒家从产生时起,所提倡之学说便将个人的社会定位放在第一位,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是儒家学说讨论的中心问题。荀子宣扬的礼乐教化学说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一特点,并且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式的需要,将儒家的礼乐学说由以往单纯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对后来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