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X整合主义

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黄光国和李平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他们的观点可以看成是对立的两极。基于此,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开辟一条中间路线:既不完全同意黄光国关于本土研究必须采用西方科学哲学的判断,也不认同李平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哲学诠释,而是通过融会阴阳思想、儒道哲学、波尔互补原理及黑格尔辩证逻辑等中西哲学元素,尝试建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道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的一种哲学观可以被称之为X整合主义。     

论贤相伊尹的个人素质及其形成

伊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其突出的个人素质表现在精于至味之理、精通耕作之道、创制治病汤液几方面,即懂得如何吃饭、种地和治病。这正是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治理内政极其关键的因素,只有这三件事做得好,才可能完成"祀与戎"等国家大事。如此全面素质的形成,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勤于思索有关。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狂欢化视角下《秦腔》叙述者解读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给国王加冕和脱冕这一仪式体现了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基于加冕与脱冕仪式所承载的丰富象征意义与独特两重性,以《秦腔》中的狂欢式形象、小说中唯一的叙述者———＂引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品中的加冕、脱冕及其象征意义,探索＂引生＂这一意象所具有的两重性本质,进而剖析作家创作心理上的两重性。     

汉武帝时神仙方术思想笼罩下的郊祀歌创作

阴阳五行思想是汉代社会思想的主干,《郊祀歌》十九章出现于这样的社会思想氛围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按照《郊祀歌》的祭祀对象和思想内容,将之分成＂天道＂和＂人事＂两大部分,认为两部分的结合,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在祭祀礼仪中的具体实践。这组诗歌的中心内容主要是描述汉武帝治下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国家的强盛,显示武帝的雄才大略,以此向神灵昭告,希望得到上天眷顾,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郊祀歌》在整齐排比以往神灵传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时代的影响和个人的情感,成为现在我们了解汉代思想的绝好文本。     

论相术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相术的关系

隋唐时期,相术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繁盛,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术数。隋唐相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背景,大致可分成职业相者和业余相者两类,他们所用相法大都以形貌、骨法为主。相术深深植根于隋唐社会的肥沃土壤,广泛应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对当时政治人物的选拔任命或谋夺政权产生了深刻又广泛的影响。阴阳五行是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也是构建隋唐相术文化的理论内核之一。隋唐相术既蕴含有一定的科学合理内核,然亦不乏封建糟粕,唯有厘清其精华与糟粕,方能真正揭开阴阳五行和隋唐相术的神秘面纱。     

印顺对菩萨观念的源流考

印顺认为,佛教在印度本土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是它逐渐背离初期佛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蜕变为以＂欲界的低级天神＂为中心的宗教。为借鉴这一教训来探求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之路,他按照＂契理契机＂的方法论考察了大乘佛教的核心观念———菩萨观念在印度佛教中从无到有、从人而天、从天而神的流变过程。     

感恩与怀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殷海光四先生对我的影响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四位先生都是我的师友,他们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哲学史上都是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唐、牟、徐属于当代新儒家,殷属于当代自由主义。唐君毅先生贯通百家、东西比较,道德为本,以古为尚,体验与思辨并重;非常有教养,诲人不倦,心胸非常开阔,有很强烈的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把做学问跟自己的生命成长联系在一起。牟宗三先生是西化的哲学家,是中国二十世纪哲学上成就最大的一个,也是原创力最丰富的一个。他第一个把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概念化、知识化、系统化,用西洋哲学的方式来表达;他思想中很大的重点,就在于他有一套中国的儒家模式,这就是"内圣"开出"新外王"。牟先生是一个有狂气的人,自恃非常高。他喜欢跟学生往来,爱护学生,超乎寻常;独来独往,生活非常单调;上课特别有条理,讲课讲得特别好,而且有热情。这就是他在哲学家之外,能带很多学生的契机。他的生活态度从容自在,是我一辈子都学不到的。我年轻时候的兴趣是搞中国文学,不喜欢搞哲学,完全是牟先生决定了我人生的道路,引导我走向学术思想道路。所谓感恩与怀念,最深的恩就在这儿。我一直以牟先生做模范来学习。徐复观先生一方面卫道,一方面又以自由主义论政,这是他思想的很重要的特征。他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兴趣非常浓厚,这是其他哲学家比较少见的。徐复观先生具有勤奋自学的精神,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担待时代的使命感。他没有教我怎么读书,有的就是一种身教。殷海光先生是台湾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自由主义民主斗士的启蒙大师。他的自由主义不是研究自由主义,而是把自由主义宗教化,当宗教了,他整个生命都在里面。他的思想特征,就是西化。我一生的思想就是受这两个系统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受他们四位先生的影响。韦政通能有今天,跟这四位先生的影响分不开;成就今天的韦政通,有四位先生的贡献在里面;愈到晚年我愈有深刻的体会。     

主体性美学的理论重构——作为“交流”中西的文艺美学家殷国明

艺术主体性丧失,导致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双重困局。恢复人们对艺术的终极信仰与艺术思维,肯定人们对生命意识的共通性和艺术主体的生存超越性,是复活有生命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必然出路。在“文学是人学”的这一理论启发下,殷国明进一步提出了“美来自于艺术主体的生命体悟”的“生命说”美学论断。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