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改编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戏剧,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8世纪的英国至少有3个《赵氏孤儿》的改编版,分别是1741年威廉·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一出历史悲剧》、1756年托马斯·富兰克林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1759年亚瑟·谋飞的《中国孤儿》。这3个版本借鉴了原作不同的情节,表达了改编者不同的诉求。考察这3个改编版本,可以揭示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的融合,让我们在一个侧面了解《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与建构

多年来围绕赵树理语言大众化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但离开作家早年的语言背景，这个问题很难讨论清楚。本文认为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除了受到早年生活环境、早期教育的影响外，他对农民或农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导向，对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身份认同与时代导向是赵树理大众化语言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全清词·雍乾卷》辑补74首

《全清词·雍乾卷》共收词人近1000家，词作35000多首。然由于清代词籍的复杂性，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诗文集及地方志等，为之补录4家词作74首，以备续编采择之需。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述评

赵执信是清初山左诗人群体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其诗文、诗学理论、诗余乃至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具体有赵执信概论性研究、赵执信诗文及诗歌理论研究、赵执信与王渔洋关系及其交游行迹研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