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的适要性与基准——以西门子诉黄金置地案为切入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技术进步推动行政文化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

技术进步是行政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看，行政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行政文化创新可视为一个开放能量交换的系统耗散过程。技术进步通过强迫改造机制、反馈调节机制和能量传输机制的内外共同作用，不断强化行政文化系统的耗散结构属性，触发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作用，诱发系统内外随机因素的“涨落”，推动行政文化系统跃迁到另一个稳定状态，进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实现行政文化创新。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历史解释与历史重演——重塑《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形象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叙述文本,讲述了庄公兄弟二人为王位而反目成仇的过程。《左传》评价"兄不友、弟不恭"的伦常失序是事件的起因。后世评论多以此为据,而忽视兄弟二人的母亲武姜的政治力量。清华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塑造出颇具政治谋略的武姜,综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述,借助历史重演解释理论分析可知,她与庄公多年秘而不宣的政治角力,是郑伯克段叙述中的内隐的政治背景。庄公借助边父、祭仲等人的长久筹谋,因势利导,驱逐共叔段、拘禁武姜,避免郑国内乱,为国家兴盛谋求发展空间,但他养骄长恶,一贯以满足个体私欲来豢养王室及其近属,为郑国埋下内乱的祸根。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太阳神鸟黄金面具青铜立人的藏文化解读

从藏族古代文化的视角来看，金器太阳神鸟图似乎与斯巴嘎巴和迥瓦风轮的观念有关，斯巴嘎巴和迥瓦风轮观涉及藏族本教的空间时间观和宇宙本体观。斯巴嘎巴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指空间和时间。迥瓦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指风火水土四元素。风轮是藏语的汉语意思表达，指“风”为元初原动力的宇宙形成观。在藏语言里，黄金面具实为金面。古藏人非常重视头发及其发型，即便是对死者补妆也是如此，在为死者补妆时，发辫被排在了补妆12点数的首选位置，且头发与绿松石相对应。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