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具有高校干部、中层干部和副职干部的群体特征，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和身体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高校应当按照现行干部配置规制，结合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任用干部。高校中层副职干部的日常活动涉及到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     

论邓小平对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何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课题。运用邓小平理论中关于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观点并指导实践 ,将会对我国的四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民官比"不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公务员或国家干部人数的多少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重要的是必须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权力和责任)划分清楚。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并不高,因此,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再把精力集中在“精简”上,而应按邓小平的部署,首先把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的工作做好。毕竟“小政府”是指“政府权力受限制”,而非“人数更少”;“大社会”是指“社会权利更广泛”,而非“人数更多”。     

江泽民关于选拔和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辩证思想

江泽民同志于 2 0 0 0年 6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思维风格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对新时期干部德才基本要求所作出的新的规定 ,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极大丰富。他提出的“重发现同时重培养”的原则、“使用、培养同一论”以及“德才具体说”、“辩证的台阶、资历观”等 ,是对传统的人才理论的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人才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从战略高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主动监督

本文主要观点是:建立选拔任用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我国目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它关系到是否能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关键不是出了问题以后的解决方法,而是要加强对干部的主动监督,防止干部腐败变质.千秋大业在于用人,在选拔干部时应遵循已制定的科学规范,并从几方面加强监督,在工作中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同时要强调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并将其作为实施监督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村官的现在与未来

村官肩负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调查中发现，当前中国的村官面临着“权”、“利”、素质及心态等困境。这些困境的形成，是历史、体制、行政、利益及自身等原因造成的。帮助村官走出困境，使其承担起历史的责任，需要构建形成责任心的内生机制，提高他们的待遇，并从体制上解决其后顾之忧。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及经验探析

中国共产党重视干部理论教育,也注重干部理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既继承过去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建设,完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不断规范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师资培养和考核等,使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也形成了诸多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若干思考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遵循执政能力提升规律的必然选择、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战略需要以及形塑百年大党光辉形象的内在要求。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在样态上突出日常化与规范性、方式上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过程中彰显适宜度与有序性、效果上具有针对性与可持续等基本特征。党政机关主管部门要从把握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内外张力、构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制度体系、保障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监督考核、完善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评价激励等方面入手,确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切实提升党政干部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素养。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1949年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南方大片解放区急需大量领导干部,南下干部应运而生。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政策制定,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放全中国,建立稳固新政权的重要条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奔赴到南方各省市地区。其中,南下衡阳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为衡阳的解放及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