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传统藏戏的审美张力分析

传统藏戏将教化性和审美性融合统一，形成了具有无限延展的审美空间，被藏民族一代代接受和传承。传统藏戏的多种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对抗、冲突和矛盾，形成具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和强大的审美冲击力，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在艺术的审美中获得精神的洗礼。在传统藏戏中，主客体巨大反差产生崇高美，体现出藏民不屈的超越精神，以及克服和战胜恐惧后的心灵慰藉和平静；传统藏戏采用佛教逻辑叙述故事，集中体现藏民的人生姿态和精神信仰以及对于真善美的认知和追求，凸显世俗的人性美；藏戏以美的艺术形式和程序化的艺术表演再现普通大众的味与情，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最终达到宗教教化的目的；藏戏中戏师的理性讲述与演员的感性表演形成对照，让受众游走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对于人物与情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反思；藏戏重复与回环的情节设置使故事情节发展更曲折，人物形象更丰满，主题思想更鲜明，形成了复调之美。     

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新时代高校如何用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以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2012、2013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着重从教育改革新理念的树立、理想信念教育的加强、加大传统文化教育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多元化教学渠道的开辟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认为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内在统一性。     

传统农业乡镇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以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功能和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散已成为一种必然。对于传统农业地区，城镇化的关键在于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对城镇化的路径和推进机制做出切合实际的选择。在这方面，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借助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模式为研究分析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未来模式探索

以互联网技术为引领的新技术为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历史的角度看,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与技术变革的历史脉络相互印合.媒体融合的层次与内涵日渐丰富,产业实践中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与协作关系.传统媒体独特的版权资源与人才储备优势,与新兴媒体的传播渠道及传播效率优势相结合,互相推动,深入协作,通过媒介融合渠道,实现优秀的人才、优质的内容与优化的传播平台的整合,以形成迸发式的传播威力,推动传播层次的迭代发展.面向技术发展前景的媒体融合,应当秉承开放与共享的新思维、立体与互动的新路径,注重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利用技术的便捷性,实现媒介传播渠道的多层次性与互动性,超越阶段性的固有技术模式,以踏准未来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