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Conflict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Politic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controversial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pecifically with respect to conflict, is examined. The elections of 1800, 1824, 1860, 1876, 1888, 1968, and 2000 are examined. Aside from the 2000 election, there has been essentially no conflict in American history due to the electoral college.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inking behind the form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is given, with emphasis on the federal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The current movement to abolish the electoral college in favor of direct popular vote is depicted, along with the arguments against making that chang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we as a nation are far better off to retain the status quo than to make the called-for change.     

论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发展的基础

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在于有英国立宪政治的深厚文化与思想做基础 ,在于社会各群体有在法治状态下生活的习惯和传统。济济的法律人才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起了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为美国的宪法政治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国家不豢养和保存大规模的常备军 ,人民的代议机关能牢牢控制国家武装力量 ,尤其能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经济命脉。另外 ,北美独立运动不是一场专制王权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而是一场殖民地力量壮大以后争取分离的运动     

论我国现行宪法的功能定位

按照宪政的要求,宪法应具有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功能、对民主政治的促进功能、对法治的推进功能、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功能。我国1982年《宪法》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但它在功能定位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经过4次修正,其功能定位朝着合理性方向发展,有些功能的定位得到了改进,但有些功能的定位还需进一步完善。     

于激变中求稳实之法——民国最高法院关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解释例研究

对于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女子有财产继承权”的规定,民国最高法院采取了折中的立场进行限制性解释。其所面临的两难情形揭示出了法律制度的悖论。为在动荡中达到均衡,于激变中求得稳实之法,法律职能部门应在实践中发挥调整器的作用。     

强化宪法监督 促进以法治国

加强宪法监督是为了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途径.就建设法治国家道路上宪法所处的地位以及以法治国与宪法监督制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培养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中国历史上缺失市民社会和现实中市民社会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这既是为了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在铺垫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权利、权力语境中宪政的价值诉求

权利、权力的博弈与整合促成现代宪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宪政是动态中权利、权力博弈与整合的结果。权利、权力语境中宪政的价值诉求是指在权利、权力博弈中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制约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实现宪政的动态过程,即是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政价值诉求实现的表征是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

本文阐述了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分析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权利发展方面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作者认为 ,为了进一步保障和发展民族权利 ,必须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政建设 ,处理好民族自治权与民族其他权利的关系 ,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处理好秩序稳定与自由权利发展的关系 ,处理好基本权利制度与具体法律保障制度的关系 ,加快民族权利法治化建设的步伐。     

试论第四次修宪对民族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

第四次修宪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确立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制度,对于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化的规定以及援引宪法条文最多的基本法,宪法的这些修改必将对其产生影响。本文从“三个代表”思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保障人权入宪对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和制度上影响的角度阐述了第四次修宪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