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

“醉驾”行为应否一律定罪,成为“醉驾”入刑后自始广受争议的问题。然而,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定性尴尬表明,“醉驾”一律定罪事实上是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错误做法。如此错误,缘于过分强调分则个罪条款之适用同时,忽视了总则之地位及其与分则之内在联系,继而使得“醉驾”定性适用法律并不完整。完整的法律适用,需基于法教义学而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对具体个案予以体系化的法律适用。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三言”与《型世言》女性命运主题比较

冯梦龙与陆人龙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并对她们持一种赞美和褒扬的态度。但是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却体现了相当不同的人生理念。在他们笔下,女子或作为不幸命运的承载者,或作为坚忍节烈的人格楷模,表现了相当悬殊的美学内涵。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唐代三教融合思潮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融合,构成了唐代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在中唐诗人中,自居易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智慧,真正体现了三教融合这一时代精神.在唐宋文化转型之际,自居易更以其独特的诗歌风格和人生思考,开种种风气之先.     

孙中山公开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时间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核心思想,也是国民党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这一名称最初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在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中它称为＂三大主义＂,1905年12月《中国日报》首先开始使用＂三民主义＂的称谓,但到1909年仍不被当时的国民党人所认可。辛亥革命后＂,三民主义＂这一称谓逐渐为孙中山所接受,并成为对孙中山思想的一个概括。     

许筠诗论的独特价值及其影响

许筠诗论的价值,是由朝鲜诗学史的独特地位以及中朝诗论范畴的比较而确定的。其诗论体现在"性情论"、"载道论"、"天机论"、"尚唐论"等方面,这些诗论对后来朝鲜诗论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学习思想综述

孔子首先是一个好学者,一个成功的学习者,而后才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孔子的学习思想可以用“好学”来概括。孔子“好学”的精义在“求道”。孔子是渊博的学者、仁爱的教者和真诚的长者,是伟大的老师,善于将知识转化为魅力,善于引导人通过学习知识健康地成长。     

试论中国古代科技哲学及其本体范畴

"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涵义就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观念或思想",它的本体范畴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起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将孔子学说与先秦所谓显学的儒、道、墨、法四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孔子确定为诸子之中的一子;代表他思想的不是《论语》,而是"六经";四家所谓显学与孔子学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侧重强调了孔子学说中的某个或某些部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诸子学说的求同,而不应该只是求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