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和高机会成本.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Escaping’ managed labour migration: worker exit as precarious migrant agency

ABSTRACT

This article narrows in on the mundane yet extraordinary events surrounding migrant farm workers’ decisions to leave their state-approved employment and to seek a better life in Canada outside of state-managed circulatory labour migration. In so doing,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conceptualisations of precarity, and of precarious status in particular, that are beginning to recognise its effects not only on workers’ economic survival, but also the more ordinary daily conditions surrounding workers’ sense belonging and personal autonomy. In their refusal to accept the terms of their contractual circulatory labour migration agreements through what is conceptualised here as an act of ‘escape’, workers claim a space of belonging that contradicts the precarity of their formal citizenship status. In carving out a space in which they may perform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daily life, however, this rejection of contingent citizenship status intensifies the precarious material conditions governing workers’ relationship to the state.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论占有型财产犯罪之“财物控制”

占有型财产犯罪是指主观上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财产犯罪。财物控制是占有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志。财物控制是指行为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与支配,包括控制意思与控制事实。财物控制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具体性与抽象性、时间性与地域性等特征。财物占有是指财物所有,财物占有意图决定行为性质和方向,是占有型财产犯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关键。财物持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状态。财物控制与财物占有在性质、内容以及主体上均有不同。财物控制与财物持有在性质和内容上也有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以祖为师”、“以美为师”三条路线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依据是：防止过“左”的逻辑,以消除对前苏联结局的“隐喻”性担忧;防止复“古”的逻辑,以减少官僚传统及其“影子”对现实的干扰;防止过“右”的逻辑,以驱散将普世价值“过度引伸”导致的迷障。     

无雇佣化的商品化：家庭农场的发展机制分析 ——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

家庭农场产生于土地规模流转的基础上,是现代农业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总结了家庭农场的三种生成路径：资本大户分包、返乡青年创业以及农村种植大户转化。现阶段家庭农场呈现出主要劳动力来自家庭内部,原始积累来自农业之外,规模具有伸缩性及促进分工细化的特征,其实践体现出农业生产“无雇佣化的商品化”过程,即家庭农场一方面显著提高了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依然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少雇佣且无雇佣经理人。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发展宜注重小农经济的连续性,政策上给以家庭农场规模弹性的空间并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中农阶层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阶层力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有关,农村社会阶层关系的区隔化使得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无法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反而被吸纳进由富人治村与派性格局所形塑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结构性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合适的阶层特别是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家庭农场登记的比较分析——来自江苏的调查

家庭农场的登记能保护农场主的合法权益,增加其投资预期,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但实践中家庭农场的登记率约12%。江苏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农场,影响登记因素不同,但有相同的路径。影响粮食类的是农场主的年龄、土地流转的期限及村干部的宣传。影响园艺类家庭农场登记的因素有土地流转的价格、面积和村干部的宣传;农场主的个人特征、土地流转以及村干部宣传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家庭农场的登记决策。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断江苏的家庭农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为提高家庭农场的登记,政府部门要出台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刺激土地流转,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要重视村干部的宣传作用,规范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加强对年龄大的农场主的登记培训。     

我国转租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转租是有别于租约让与和普通租赁的特殊租赁形式。在转租方面,世界各国立法大致可分为自由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模式。我国《合同法》第224条关于转租的规定采限制主义,这虽然减轻了司法任务,促成了判决统一,但因不区分转租与租约转让且不分租赁之具体情形一概加以限制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且该规定本身有违公平原则。在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平衡当事人之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借鉴自由主义的立法模式对现有制度予以修正,并对民事和商事租赁进行区别,对动产和不动产租赁采取不同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论地理标志农产品之保护

近年来,地理标志农产品已经逐渐成为农业领域的热门词汇,社会的认可度增高,通过审批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数量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显然,它已经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青睐。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作用在于:不仅能够增加农产品品牌效应,提高市场地位,而且能够增值溢价。但是,地理标志农产品也存在着品牌商誉保护意识薄弱,缺乏质量跟踪管理与追溯体系,以及深加工技术含量偏低等问题。基于此,应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保护意识,转变发展模式,注重龙头企业培养,加快人才队伍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