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从民间信仰看粤闽赣山区开发和客家族群发展

客家民间信仰不仅是客家人精神信仰层面的体现,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地区的开发历史以及后来的发展,是客家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展现.本文以田野调查和文献材料为基础,试对民间信仰与客家地区开发,以及客家族群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杨绛散文的独特价值

杨绛在文坛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她打破了17年散文的沉闷压抑,延续了五四时期幽默散文一路的发展,并具有自己的个性。杨绛对“文革”的描写与反思,采取了迥异于他人的远距离视角,带一种调侃与审视,因此显得超然而从容。文中流贯着一个侠骨柔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读来令人感动。而作者采取的冷静的白描这种写法,对于17年散文的滥抒情是一种有力的反拨和纠正。正缘此,杨绛在文坛既是边缘的,又是独特的。     

成长体验的女性言说——从《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看池莉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在当代文学中 ,池莉惯以“非女性化”写作而著称 ,但她的两篇近作《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却显示着作者向“女性写作”的转变。文章从这两篇小说的女性叙述立场、女性成长的叙述话语和作品的审美风格等方面阐述女作家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冯梦龙《山歌》的女性话语解析

以女性视角来解读晚明时期的《山歌》，其充满一种女权主义的隐喻，是在封建伦理式微前夕男权中心的退位及女权意识的崛起在民间的映证。     

黑龙江（汉族）民歌衍变过程探析——对黑龙江、河北（汉族）民歌的比较

黑龙江汉族民歌的衍变历经了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它与民族迁徙、人口变迁以及文化传统等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对黑龙江民歌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民歌进行比较，表明黑龙江民歌与河北民歌之间存在着较近的亲缘关系。因此，文章试图在对较有代表性的几首黑龙江与河北民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黑龙江民歌衍变的影响因素。     

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壮族文人的文论在全国影响并不大,但是否就因此而没有价值和意义?尽管受到汉族文人文论的巨大影响,并因此还具有滞后性,但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存在仍有其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表现为:它是对传统壮族文人文学创作的总结;它是壮族民间文论的发展,是壮族人民对文学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它是对全国文论的一种丰富。在这三个方面,它有着别的文论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民族音乐文化特征与视唱练耳教学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是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多种音乐表现要素的音调,体现出有着共同语境和文化渊源关系人群的音乐语汇特征。弘扬民族多元文化,构建视唱练耳课的教学目标,最重要的是文化传承,它能够培养学生体认民族文化的音调感。在选材和教学观念上,应突破欧洲大小调式的局限,深入挖掘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中丰富多样的调式资源。透过大量生动的视唱实例,以及听辨、听记等练习,从丰富的素材中提炼不同民族原生态民间音乐最具典型意义的特征音调,培养学生对这些特性音调敏锐的感知力和深刻的记忆力。     

诗语的俗化和俗语的诗化

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曾一度将诗语的典雅奇异推向一种极致,随后开始了面向生活语言的俗化的回归,一直发展到当下的“口水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以歌词、短信等为代表的社会生活俗语,却出现了全面诗化的现象。诗语俗化和俗语诗化的文化背景和动因,可以概括为诗的娱乐化和娱乐的诗化。一方面,俗语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需要审美的诗意元素的参与;另一方面,诗歌为了迎合娱乐和市场的需要则选择了全面俗化,诗语的俗化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