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善”的不可定义

千百年来，“善是什么”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富于哲思的伦理学家们，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出了关于“善”的定义，但是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全面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出究竞什么是善。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也从探讨“善是什么”的问题出发，试图找到善的定义。但是在经过详细阐发与分析，并批判地指出自然主义学家们所犯的谬误后，得出“善是不可定义的”的结论，从而开辟了“元伦理学”的新局面。     

试析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

学术界对墨子人格精神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人格特征的分析,没有深入地探寻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缺乏理论根据。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分析墨子思想,挖掘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以此弥补这方面的空缺。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是:贵义是墨子人格精神的核心;天志是墨子人格精神的终极依据;兼爱是墨子人格精神的道德总纲领;重利是墨子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墨子人格精神正是通过内在的贵义尊天的精神与外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品质彰显出来的。     

论《格萨尔》对藏族民间信仰观念之体现

《格萨尔》作为一部曲折表现藏族人民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英雄史诗,承载了藏族民间的信仰文化,藏族人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在其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也正是这种统一性,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真”和文学的“真”,通过以表现史诗主人公格萨尔金戈铁马一生所获得的现实的“利”与幻想的“利”的故事为载体,以善、美、圣为意义的支持而得以实现。文章从探讨存在于《格萨尔》中藏民族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及其相互支持、相互诠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关系入手,企图从整体上考察藏族文化何以形成被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凝聚力,何以有延续千年而不衰的活力。     

论苏格拉底的神

苏格拉底用理性和道德改造传统宗教,认为神即理性,善为神的本性;用“灵机”代替神谕作为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肯定了人在生活中的主动作用。苏格拉底怀着坚定的唯灵主义信仰,并以身殉道。苏格拉底的神是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中介。     

真、善、美: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本源及其在服饰上的体现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形态,也是人类对宇宙不断探索和创造性地加以认识的结果。它们都是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学探索以追求“真”为动力,以造福人类即“善”为本源,而“美”视觉化地反映了真和善的这种当前状态;艺术是对生活本质规律的形象化揭示,是对“真”的表现和再现,是对“美”的追求的结果。艺术形象的启迪、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作用,在驱动欣赏者积极、向上、至善。因此,真、善、美分别是科学与艺术的艺同精神、终极目标和理想标准。三者在服饰上得到生动体现。     

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来看"GNH"关怀

幸福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幸福快乐论和幸福德性论出发,寻找社会发展"GNH"关怀的理论依据,这对矫正"GDP"崇拜,抵制消费主义快乐观,坚持"中道"德性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孔子对西周神性观的改造

西周宗教中不同的审祗其神性有异 ,孔子对之的态度也不同。昊天上帝与德想配 ,孔子持“可爱不可信”的态度 ;对德性不定的自然神和鬼魂 ,孔子或不言 ,或坚决排斥。但孔子对宗教祭祀中的那种情感的庄重、敬畏和身心的投入都十分赞赏 ,并将之改造成一种重在修养心性的境界观 ,奠定了儒学的基本风格     

《红楼梦》中刘姥姥与《堂吉诃德》中桑丘形象对比

刘姥姥和桑丘是来自两个不同地域的人物,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又有着许多的相似点,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同时也表现出了农民所固有的善良品性。透过他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黑暗面,看到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和贫富差距,看到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上层贵族的穷奢极欲。     

经济学对伦理学发展的作用—读布鲁姆的《走出经济学的伦理学》

布鲁坶的《走出经济学的伦理学》一书展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研究的新动向、新视角和新领域,即经济学对伦理学的贡献。尽管书中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如所有的“善”都应该,而且都能够降格为“较善”,可能会使伦理学丧失其自身,布鲁坶在书中所阐述的核心观点,即借鉴经学的分析形式,采用经济学的比较性思维,以及其所提出的比较性术语“较善”的概念,都将对伦理学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革命,其影响是深远的。     

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热衷于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学探讨。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外，还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便是政府“善”。政府“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也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要重振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善”政府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