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文化记忆研究

文化记忆媒介经历多次嬗变,从口述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当下的数字媒介。媒介嬗变为文化记忆当下化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框架,尤其是数字媒介,对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产生了诸多新影响。首先,它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记忆的储存能力,也产生了“数字黑暗时代”问题;其次,它有利于传播个体关于文化记忆的观点和评价,放大了各群体间关于文化记忆的认知差异,改变了文化记忆的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最后,它为文化记忆的表现带来了非线性叙事,产生了超文本和超作者,并为文化记忆文本提供了互文性链接,提高了多叙事主体间互动频率。不仅如此,数字媒介的影响还延展至文化记忆的代际延续和集体认同领域。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及其培育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培育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提升大学生的担当精神，以建设一支有担当、敢担当的时代新人队伍，这是应对时代诉求与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然而，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培育既面对着认知新的历史方位、奋力托举中国梦与应对新“忧患”的时代诉求；又要面对围观的看客心态、非科学的失衡心理、认知偏颇的冲击。因此，把担当精神摆在育人的重要位置，从升级育人内容、优化育人环境等几个关键教育环节着手，营造崇德向善、力争担当的社会风尚，将担当精神培育生活化、长效化，进而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担当意识与担当力。     

零售4.0时代先行发货问题的大数据分析

在零售4.0时代，渠道的多样化不仅丰富了数据源，还能迅速生成大量数据，需要通过分析大数据，为决策提取有意义的信息，通过分析先行发货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GA）的优化模型，预测顾客何时购买，然后在顾客线下单前将产品运送到距顾客最近的配送中心，解决先行发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需要先部署云计算来存储所有渠道生成的大数据，再应用基于集群的关联规则挖掘研究顾客的购买行为，根据“如果-那么”预测规则预测未来的采购情况，最后利用修正的遗传算法生成最优的先行发货计划；这种遗传算法考虑了其在运输成本和运输距离之外，还有预测规则的置信度，利用大量的数值实验权衡了先行发货中的不同因素，验证了模型的最优可靠性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促进全民健康，决胜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要求，蕴含着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社会资源共建共享为方法路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条件保证的丰富内涵。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对于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构建中国健康工作体系特别是指导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展现出重要的实践价值。     

共生与互融:短视频时代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

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关乎国家发展主体合力的生成与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时代新人的使命担当。短视频解释性、场景化和感染力的特质优化了国家认同教育空间体验，创新了国家认同教育话语表达，开创了国家认同教育多元风格，重塑了国家认同教育作用圈层；但在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商品逻辑的操控下，短视频行业跌入了“欲望泛化”“感性狂欢”和“物的迷恋”的怪圈，衍生出了消解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隐性因子。面对潜伏性危机，高校必须分析和挖掘国家认同教育与短视频平台发展的内在契合点和价值共生点，强化内容认同、角色认同、思想认同和行为认同，促进国家认同意识的内化与外化。     

新时代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思维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既事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牢固树立，又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此，我们要在遵循建设美丽中国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强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思维引领。这就要坚持以战略思维完善顶层设计，以创新思维激发内生动力，以辩证思维推动协同治理，以法治思维强化刚性约束，以底线思维恪守生态红线，把党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落到实处，进而开辟社会主义中国乡村生态文明新时代。     

微信时代风险信息的传播与感知——以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为例

目前,以手机终端为依托的微信传播技术不仅给社会传播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且给社会风险信息的传播获取以及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与判断,甚至政府的风险决策与治理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鉴于此,选取了比较典型的案例——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作为探讨对象,结合相应的统计资料,深入分析了在此案例中微信传播呈现出的显著特征,即传播内容庞杂未见明显的“沉默螺旋”的显现,传播态度多元化但偏于激动,传播迅速集中但议题缺乏持续的关注.研究认为,正由于这样的传播特征加之疫苗风险本身的特征与个体的偏颇性解读,使公众对“问题”疫苗事件产生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疫苗的污名化结果.因此建议微信时代一定要警惕媒介化的风险,风险沟通要在同理心的基础上进行,要引导公众对风险议题进行持续理性的关注等.     

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理论生成探讨

理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系统论证“新时代”的科学性和理论性。从方法论上看，习近平新时代观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从理论归因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观生成的主要标志，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运动的基本理论。从理论定位看，习近平新时代观展现的是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内含着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时代定位与目标趋向，渗透着中国与世界在共同发展中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未来，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化之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维度发展的新使命.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化之维,就是要不断打造蕴含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这些“硬通货”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在国际间的交流交融中增强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要坚持文化传承,特别是要坚持文化性质的传承、文化定位的传承以及文化基因的传承;借鉴和吸收有益的文明成果,运用其有效的文化话语表达方式,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审视其有益的文化政策;实现文化转化,有效把握文化内在的层次转化规律、差异协同规律和结构功能规律,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成果的现代转化,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引领力,实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