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挣脱生态牢笼的路径探幽——《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生态思想解读

《共产党宣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体系以人、社会、自然整体为背景,其核心观点认为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科学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逻辑,廓清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和解的演化路径.其中关于科技提升、市场拓展、交通和通信发展等引起世界市场“生态扩张”的思想,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境况下“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唐诗与魅的世界

在“世界的祛魅”中，如何返回魅的世界，是现代哲学思考的重要问题，同时也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唐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具有丰富的诗歌智慧与美感经验，可以为我们重新激活，使现代人有所受用     

中国传统行政的善治理想及其现代影响——以黄宗羲为例

中国传统行政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它近乎顶峰的极限状态,黄宗羲的善治理论就是它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黄宗羲视域中的善治在内容及方式上,都延续了儒家传统主流观点。它在内容上首先要求圣王,即唯有圣王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谓善治实际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其次它还将善治的具体内容确定为养民与教民,“养民”就是使民足以事父母及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教民”就是用圣王学说教育民众,使民衣食住行都合乎礼;再次它还主张治理目的是使民皆“至于至善”和“止于至善”。中国传统行政理论的善治理想在现实中还有强劲的生命力,它既表现为行政的强烈伦理导向,又表现为一种主动作为的积极政府观,还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之比较研究

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以一组对立的概念出现，关于为情而造文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肯定与重视，但为文而造情一直遭到尖锐的批判，只有个别学者加以研究与肯定。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目前尚未开展，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文学本位，正确对待儒家传统文化。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是秉承着当代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弊病，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沦为沾满血污的“棍棒”。为了使社会学批评正常化、健康化，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学批评的“真实性”“时代本质”“思想倾向性”等尺度进行了调整。雷达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雷达迎纳新潮，独立思考，渐渐形成了他凝聚着个性魅力的“历史—美学”批评，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对马恩有关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再认识--兼与董学文的有关观点商榷

笼统地把文艺视为意识形态，或认为文艺是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意识形态性，都把文艺泛意识形态化。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意，也不符合中外文学史的实际。马克思在《序言》中明确把文艺视为一定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其中部分属于意识形态文艺。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意识形态文艺和带意识形态性文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区别的观点，说明应使意识形态文艺和自由生产的文艺并行不悖的发展。     

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群众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共六大在探索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工农群众主体地位的巩固和能动作用的发挥，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政权建设中的群众思想。其着重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形成了以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政权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和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潜能为推动政权建设的内生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为政权建设的着力点；始终坚持群众思想、践行群众路线为政权建设的根本路线方针等为主体内容的群众思想，对当代政权建设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初东北叙事文学话语的现代形态和意义

20世纪初的东北文学叙事话语的现代性,体现在对近现代国家的体认、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以及对现代文学的趋赴。在文学中体现出的国家观念,仍旧徘徊于旧的封贡体系中,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缺位,滞后于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这使得其时的东北叙事文学中出现了两类独具时代特色的内容,一是外国政史小说的书写,一是"外国"世情小说创作。在其时的文学镜像中,城市文明呈现的是一种失衡、倾斜的形象,在从旧文化向新文化攀升的艰难行程中,来自旧时代的写手似乎更多地关注和记录了它转型中丑陋的足迹。在文学性方面,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的趋赴,内容上从教谕文学、游戏文学转向对人生的写实,篇章结构从说话体、笔记体的框制中挣脱出来,书写日常生活、人物和风景,逐步建设以呈现人生为追求的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