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水拍的“山歌”选择与都市经验*

袁水拍在20世纪40年代以笔名“马凡陀”发表了不少“山歌”作品,其预设读者是与他一同生活于重庆、上海或多或少接触着同样的都市新闻的市民们。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既合乎一般市民们置身于社会不公现象时的发泄牢骚的心理,又使他们收获消遣娱乐的发笑机会,它们一方面能吸引市民读者和扩大读者群,另一方面又能锻炼乃至提升读者的社会批判意识。袁水拍在40年代集中而持续地利用歌谣形式进行“山歌”创作,既因其立足于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态度,也基于其曾用各种形式处理都市讽刺经验的诗歌尝试。相较而言,歌谣形式比自由形式能更亲和地表达讽刺意味,而且“山歌”写作也融入了袁水拍在形式层面讽刺都市的考虑。袁水拍虽采用歌谣形式,但他的“山歌”写作是在进行新诗实验。与其强调袁水拍的“山歌”写作是为新诗大众化道路增添了有效实践的说服力,不如强调他基于对具体历史经验的感受和判断,选择了一条适合于更容易和更高效地处理这些经验的艺术加工道路。袁水拍的“山歌”的成功,是都市经验、讽刺意味和歌谣形式相合适的结果,各种形式的新诗实验想获得成功,都需要根植于合适的具体的历史经验。     

城市经济圈发展助推区域一体化——兼论南沙新区与港澳的经济合作

根据区域一体化理论,结合新时期广东省在推进珠三角一体化中,建立和发展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个经济圈的实践,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整体发展的新意义、地位和作用,讨论了珠江三角洲通过建设和发展若干个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圈,对于新时期加强与港澳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更好发展颇具深远的意义和作用。     

大城市中心城区党校参与社区教育的前景与初步实践——以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党校为例

在创建学习型社会框架下,拥有较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如何整合现有资源以推进全区社区教育快速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现行体制下,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党校发挥自身办学优势,在社区教育组织、制度、课程、师资队伍等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试论“新生代”都市小说中生态美的缺失与重构——以邱华栋的都市小说为例

由生态学和美学相交叉而形成的新学科——生态美学,把文学批评的视野扩展到生态学的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美学范式和考察视角。透过生态美学这一视角,以邱华栋的都市小说为例,着重考察＂新生代＂都市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生态美问题：一是在表现了物化都市对自然的远离及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之后,试图通过特定主题及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努力探寻都市社会的自然生态之美。二是在揭示了物化都市中人们始终处于空虚、失落、漂泊、流浪的精神状态之后,试图重构审美文化的价值形态,倡导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从而构建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和谐共生的精神生态之美。     

上海市宝山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若干思考

“十一五”以来，上海市宝山区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任务，调结构、稳增长、保民生、促和谐，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执行情况总体良好，“一带、两轴、三分区”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框架已初步形成。在综合分析“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宝山区“十二五”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加快“国际大都市现代城区”发展，并全面阐述相应的对策措施。     

新加坡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对广州的启示

新加坡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密度极高、土地资源限制下，仍能保持交通便利与行车顺畅，其成功在于塑造了“公交都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运用，避免了交通拥挤带来的问题。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表明，交通拥堵问题是系统问题，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寻找解决交通拥堵的良策，这对目前正努力建设公交都市的广州未来交通政策的制定尤其值得借鉴。     

大遗址在西安城市新定位下的作用探讨

对大遗址在西安新城市定位下的作用进行探讨,认为西安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建都之地,也是中国大遗址资源集中分布的城市之一.目前西安确立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战略性目标,为应对全球化趋势下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国际大都市定位目标给大遗址保护利用带来了历史发展契机,也带来了新的要求,研究旨在为充分认识和发挥大遗址在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     

论中国现代都市题材文学的批判姿态

现代文学中都市题材被作家从不同角度以批判的态度关注,着重表现了都市的负面特性:殖民性、腐朽性、封建性,这种批判态度表现出作家对于中国命运的思考和民族精神的探索。随着当代都市的发展,作家们对于都市的批判姿态应该调整,以开放的新眼光重新思考这一现代化命题。     

“都市乡土小说”?还是“都市风情小说”?——对《(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一个概念的质疑

乡土小说/文学在文学史上有特定的内涵,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但就其对象来说一直是指涉乡村或农村的,在详细梳理学界使用这一概念的三个层次及历史流变之后,就看得更清楚。《(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一书由于理论依据的误置,将乡土性等同于地方性,把乡土文学的对象扩大到了都市,从而将描写都市风情的小说称为"都市乡土小说",这一命名不仅不符合文学史内涵,而且容易造成歧义。     

老舍与施蛰存：迥异的都市抒写

老舍和施蛰存都是都市小说家，与所描写的都市有着切肤的情感，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静优美来反衬都市的腐败、虚伪和堕落，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现实，而是客观中肯的，但仍然能发现都市的弊端：老舍用幽默的笔墨，讽刺北京这个乡村都市的封建性；施蛰存运用心理分析和感觉主义的方法，表现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堕落与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