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民族文化的矛盾、融会及接纳

清王朝建立初期,文化方面面临着矛盾与融会接纳的发展趋势。结果是满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融合,而对以天主教为载体的西方文化接纳是有限的。在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其矛盾之处在于文字狱的迭兴和大型古代典籍集成式编纂等,而对天主教、外来文化则因统治需要和皇帝个人兴趣,迥然有别。     

论广东在明末清初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天主教首先在广东的澳门建立了基地，进而深入肇庆、韶州和广州，然后在北京播种于宫廷、传扬于全国。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起了特殊作用，一因广东具有优越的博采异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古老传统；其次由于岭南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内引外联的开放性；再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广东的居留与考察，为其了解中国国情、确立文化传教和结交上层、从而获得合法传教身份的方针提供了人文环境。     

《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西部印象及其形成原因

《华西教会新闻》是传教士在华西地区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它刊载了许多有关于中国西部的文章,构成了传教士对中国西部最直观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此刊物的研究,展现了传教士视野中的西部印象,并考察了传教士印象中所隐含的认识论问题。     

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

哈巴安德是鸦片战争后较早来到中国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是该差会在粤传教活动的开创者。在华期间,他主要在澳门、广州等地活动,时间长达47年,兴办了诸如神学日校、普通男女中小学、格致书院这样的早期高等教会院校,参与近世教育革新,并积极开展华南地区的医疗事业,出版和发行反映中国现状的论著,反对鸦片贸易,让西方进一步了解中国。哈巴安德是当时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西方人士,他把西方现代教育、医学、天文、宗教等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南部边陲两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岛屿——香港和澳门，先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和枢纽，传教士则起了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由于宗主国、传教宗派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８４０年后香港逐渐后来居上，该地传教士在著译出版和办教育等方面均有更大作为，成为内地教会的榜样和坚实后盾     

《薛福成日记》序言

薛福成是清末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和外交家,他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中供职近二十年,协助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后在中法战争中筹防浙东军务有功,被任命出使英、法、义、比四国钦差大臣,在国外五年,办理诸多事务。《薛福成日记》由此分为幕府二十年与国外五年前后两个时期,这二十五年(1869-1894)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薛氏日记对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记录,其保留的资料中有极少见或失传的文字,有不少内容为已出的刻本所无。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与南京大学历史系协作,组织人员整理了薛氏日记,供学术界参考、利用。     

舆图、图志与我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在此历程中，除了西方武力入侵这一重要的强制因素外，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的文化观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西方文化传播中，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秩序观念，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生成的五大非诗原因

19世纪末20年纪初，历史久远的汉诗确实需要采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来打破有些僵化的言在语言上和韵律齐整的定型诗体格律诗在诗体上的垄断。但是这些体变革的内因并不会导致极端的新诗革命。社会变革这一外因极大地催生了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留学运动的兴起、传教活动的普及、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的流行这些非诗事件，极大地改变汉语诗歌此间的功能。汉诗功能的巨变带来了汉诗体的大革命。因此白话新诗既是汉诗体自身进化的结果，更是特殊时代的政治化变革的产物。     

封建官绅与近代教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尽管从表面上看,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真正的鼓动者与策划者,多半是封建士绅与官吏。本文试图通过对封建士绅和官吏参加反洋教斗争(即教案)的原因、形式以及所处的地位作一综合剖析,将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近代教案的性质问题。     

胡适论西方在华教会教育

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胡适主要是对西方在华教会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进行批判,主张教会教育要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利益的变革;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而对教会教育作了全面肯定。本文结合教会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发展所起的两重性作用,认为胡适从科学理性精神和全盘西化观立场出发对教会教育所作的评价,既有合理、符合历史事实的方面,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和抹杀教会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