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集权、分权、利益集团理论与美国公共行政的发展

本文从论述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政治思想入手，分析了以集权思想为特征的汉密尔顿＂古典式行政模式＂、以分权思想为特征的杰斐逊＂浪漫式行政模式＂和以利益集团思想为特征的麦迪逊＂新古典式行政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并从宏观上考察了３种＂行政模式＂在美国行政的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实践和影响。     

杨绛散文的独特价值

杨绛在文坛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她打破了17年散文的沉闷压抑,延续了五四时期幽默散文一路的发展,并具有自己的个性。杨绛对“文革”的描写与反思,采取了迥异于他人的远距离视角,带一种调侃与审视,因此显得超然而从容。文中流贯着一个侠骨柔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读来令人感动。而作者采取的冷静的白描这种写法,对于17年散文的滥抒情是一种有力的反拨和纠正。正缘此,杨绛在文坛既是边缘的,又是独特的。     

成长体验的女性言说——从《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看池莉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在当代文学中 ,池莉惯以“非女性化”写作而著称 ,但她的两篇近作《乌鸦之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却显示着作者向“女性写作”的转变。文章从这两篇小说的女性叙述立场、女性成长的叙述话语和作品的审美风格等方面阐述女作家性别创作立场的位移     

冯梦龙《山歌》的女性话语解析

以女性视角来解读晚明时期的《山歌》，其充满一种女权主义的隐喻，是在封建伦理式微前夕男权中心的退位及女权意识的崛起在民间的映证。     

在“疯女人”的背后——简论《金锁记》的男权颠覆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塑造了一个“疯女人”曹七巧的形象,但在这一形象背后体现的是作家鲜明而又深刻的男权颠覆意识。作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了男权社会的缩影“姜公馆”浓重而又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探究了造成曹七巧性格异化的原因,并对男权文化予以嘲讽和鞭挞。     

论军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制权威教育”

分析了加强法制教育、进一步培养生长干部学员法制权威意识的必要性,指出了目前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中存在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模式较落后、缺少专业军事法律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应从统一思想认识、普及法律意识和规范教育体系等三个层面做好工作等具体措施。     

论"革命文学"的流行性艺术素质

“革命文学”之所以在1920年代后期广为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采用了为广大读者熟悉并喜爱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其艺术素质隐含着一定的流行态势。“革命文学”的独特叙事方式,缩短了读者与作家及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它在题材上呈现出的“故事类型”化特点,以及局部细节描写上的“套式”形态,都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此外,传统的人物描写手法以及语言的简单易懂,又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广泛流行。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