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城镇化、制度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制度质量在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效用，为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201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城镇化发展、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互动机理。研究发现，制度质量、城镇化发展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在城镇化发展程度较好、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区域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研究结论可为政府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制定经济政策、营造良好制度环境、招商引资提供支持，为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调整和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机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而社会结构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基本呈现亚稳态特征。当今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来自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0—2016年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使用序列DEA方法测算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考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2000—2016年间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并且重庆市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其次，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基于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调研分析

城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探索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创新路径，对于加速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在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描述的基础之上，归纳概括出城镇化运行的四大矛盾；并全面总结出旅游产业带动型、工业发展助推型、边境贸易推动型、草原牧业发展型四大类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通过构建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愿景框架，结合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最终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城镇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强化产城融合，持续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活力，深化制度改革，实现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及保持文化传承，不断彰显城镇化的民族特色等城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衡阳市2000－2016年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并采用衡阳市2000－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得出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都存在自我发展的惯性现象；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的抑制效果仅表现在短期中,长期影响效果甚微；在考察期内,导致制造业集聚和城镇化的波动主要还是自身因素,但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仍不容忽视。最后,结合衡阳市的实际情况对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空间生产到空间共享: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嬗变逻辑

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的理论轴心,以空间生产审视新中国7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工业塑城和资本塑城两个风格迥异的发展时期,前一阶段的空间强调使用价值的生产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后一阶段的空间生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校正空间生产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是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吁求,也正是在过往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以空间共享为核心价值旨归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推进新时代城镇化发展。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

不同于既有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的宏观制度主义视角,也区别于单一组织微观实践路径的研究取向,文章基于粤南沙镇的实地调研经验,总结提炼出“半正式组织”这一新型实践类型,有助于弥合既有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鸿沟。“半正式组织”是对现代组织“正式与非正式”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性超越,在组织结构、成员关系、资源链接方式等方面均呈现新特征,其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党建引领、组织挂靠与领袖吸纳。“半正式组织”的实践功效表现为助推农民工在流入地提升经济机会,增强政治参与,链接公共服务,扩展群体社会交往,因而成为现阶段有限制度供给和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不均衡情境下,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