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偏差与矫正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目的。但政府存在角色定位偏差问题,仍有较强的政策指导与干预冲动。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政府应将角色定位于政策指引者、信息中介者、服务提供者及监督监管者,同时强化制度创新,破除阻碍企业并购重组的旧机制,健全完善规章制度。     

中国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问题与解决

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是破产法中的核心法律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司法适用。中国法院对这一“舶来”法律制度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严重的社会本位主义、盲目过高的适用比例、与正常批准的关系颠倒、缺乏全面的审查规定、对普通债权人的保护不利等。要回归法院强制批准正确的司法功能，确保中国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正当适用，就必须借鉴《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及域外的立法，结合2018年最高院《破产审判会议纪要》“审慎适用”规定，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层面寻求对问题的解决途径包括充分认识法院强制批准权力的属性、正确定位正常批准和强制批准的关系、修订完善强制批准的实体审查条件、合理构建强制批准的审查程序等。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中国《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完善。     

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国家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重组——裕固族大草滩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2003年云南大学对裕固族大草滩村做的调查资料,运用农村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裕固族大草滩村的现有行政体系入手,探讨文化网络内部的历史、民族因素,及其更细微的象征符号。以此,进一步分析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探索国家政权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方式和途径。     

资本下乡与新中农争地的社会后果研究

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催生出一批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的地为生的在村新中农。夫妻俩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新中农)。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这批在村种地农民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这批中坚力量,还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文章认为,农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并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而非支持资本下乡打败新中农。     

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

立足于浙北D镇的个案考察,引入阶层对抗的解释框架,集中在村庄政治场域,对富人阶层参政以及村级资源分配逻辑的分析,揭示经济分化背景下农民上访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阶层性特点。富人阶层通过对村级权力位置的争夺获得村级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并遵循私人化、市场化的分配逻辑将底层排斥于外,并引起其中部分直接利益受损的底层村民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方式进行反抗。这说明在大量利益不断注入以及富人阶层当政的情况下,村庄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各阶层之间在村级资源和利益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和博弈关系。     

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看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近年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农民政治冷漠的客观真象。对此,既有的"复合因果论"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也有值得补遗之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与运行绩效的不对称、农民个体承担的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过高才是导致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Who is Jobless? A Comparison of Joblessnes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

Sinc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was launched in China in the 1980s, unemployment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joblessnes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between rural migrant workers, peasants, and urban citize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ople in rural areas frequently lose their jobs, which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lower jobless rate in urban areas. In contrast to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closer to urban citizens rather than peasants.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derly, women, and less educated citizens have a high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inorities 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in rural areas and a higher likelihood in urban are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people without dependent children 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in urban areas.     

后改制时代中小型出版社发展模式探析

伴随着出版业转企改制的全面完成,中小型出版单位处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拐点,针对这一现状,阐述了亟需关注与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小型出版社如何在竞争中获得持续发展。进而从出版主体的准确定位、出版内容的理性选择等方面分析,得出了用现代企业的发展理念促进中小型出版社均衡发展这一结论。研究结果为中小出版单位发展具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