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A Boy’s Journey: Public Sociology for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This essay is a response to Stein (2019; 2020) and his use of lived experience to tell the story of violence and the Holocaust. I discuss these works’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sociology and teaching.     

南京牛首山佛顶宫的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

文章运用实地考察法、文献搜集法,从公共艺术特性入手,通过南京牛首山佛顶宫的文脉、空间及其内外的装置以及人们在这样的宗教建筑环境中进行有关活动的分析研究,寻找公共艺术作品与场所的契合点。通过对契合点的阐释,希望对中国建筑艺术作品的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研究提供一点参考,以期日后创作出更加成功的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相结合的案例。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实践的发展与生成逻辑

不断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未来实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重要途经。系统梳理历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获奖项目的相关文本，探究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实践发展和生成逻辑。具体涉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在时间跨度、地域分布上的外在特征，创新类型、创新方式与供给机制的内在结构，其中制度支持、社会需求和政策企业家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生成的重要基础。在未来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公共服务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创新中应更多地考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接纳社会组织的参与，同时应吸纳更多的体制内和体制外政策企业家来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     

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公共艺术设计策略研究

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城市整体形象建设中结合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注重公共艺术整体性设计，在城市公共空间与环境建设中融入公共艺术，能够实现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良好传承，并将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发挥。旨在对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公共艺术整体性设计展开深入研究，并从整体性设计的城市文化、规划、建筑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度解析。     

中国司法的实质公开及其保障

基于不同的要求和所呈现出的不同状况,司法公开有全面公开、部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形式公开、实质公开之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基本实现了由单纯的庭审公开向司法活动的全方位公开的转变以及由以审判程序公开为主向审判程序公开和裁判结果公开并重的转变,使中国司法公开制度初步具有了统一性以及全面性的特点。但也应看到,包括裁判依据、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在内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依然不在公开之列。实质公开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公开的效果,制约着司法公开终极目标的实现。实现司法公开尤其是实现司法的实质公开,既需要各级法院各类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更需要不断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保障以及不断创新司法工作机制的支撑。从当前来看,应当重点解决司法流程信息还未真正全面公开,裁判依据未能做到详尽公开,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不允许公开等问题。     

“Build a wall”. “Tax a shed”. “Fix a debt limit”. The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potential of populist anti-statism and “naïve” statism

ABSTRACT

Populist surges, movements and parties often centre around radically simplifying policy proposals, sometimes anti-statist in intent (e.g. fix a limit to state borrowing in cash terms), and at other times pushing naïve statist solutions (e.g. build a giant wall to keep out migrants; or tax companies' activities in a given shed, not their profits). Most liberal political science condemns the crudity and often unrestrained vigour of populist “solutions”. But on occasion, they can have value in counteracting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ies that elites often build into public policies. Two case studies show populist pressure for simplification working effectively in one instance – the “tax shaming” campaign against multinationals avoiding corporation taxes; and engendering only disorder in another instance – the effort to enforce national debt limits in nominal terms in the USA.     

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焦虑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解大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焦虑状况，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对四川、云南、重庆三省（直辖市）的3 178名大学生进行在线问卷测试。结果发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焦虑水平高于常模，并且与大学生的性别、就读学历层次、就读学科、每日上网时间等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28.48%的大学生还可能有严重焦虑；女性、专科层次、尚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群体焦虑水平更为明显；精神性焦虑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焦虑的主要特质；每日上网时间与大学生精神性焦虑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期，应积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有效疏导和干预，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