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智圆净土思想之天台教义探赜

孤山智圆是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著名学僧，也是宋代倡导儒佛互融的代表性人物。智圆一生致力于天台三观，同时又“刻心净土”，力求以天台宗圆教的“心性”论统摄净土法门的“唯心净土”，又以“心性”为诸法之体来消解净秽二土之别。智圆不仅是“唯心净土”论者，也是“实在净土”的坚定信仰者，其净土思想具有鲜明的“唯心净土”和“实在净土”两重性。     

从“纯爱”到“穿越”--网络言情小说模式的演变

随着港台言情小说的盛行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被新文学压抑近半个世纪的言情小说在上世纪末闪亮登场,并在网络时代重新繁荣。在中国言情小说史上,琼瑶模式曾引领了言情市场很多年。网络言情小说似乎也延续着琼瑶模式,经历了一个从“纯爱”到“穿越”、从灰姑娘到玛丽苏的阶段,随后又出现了反琼瑶、反纯情等多元化现象。网络时代实现了言情小说模式的转型。     

索绪尔的纯粹语言价值思想

语言价值系统的“纯粹性”主要是指与其它研究价值的学科相对立的、与自然的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属性。语言学与经济学和文字学对立,因为后两者中的要素与自然资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纯粹的语言价值系统具有集体心理规约性和偶然性的特征。语言价值系统纯粹性的意义重大,能使我们克服语言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性质。     

论艾伦·伍德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

艾伦·伍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分析,以民主为切入点,借鉴古雅典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统一的洞见,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伍德的观点既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统一的维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超越国家利己主义：气候变化与生态价值观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主权国家过多关心国家利益，极少关注相关的道德义务，造成了利益与道德严重失衡的现象。事实证明，主权国家之间缺乏道德基础的利益纷争只会使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必须促进各主权国家形成基本的道德共识，世界气候大会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才会得到自觉而有效的实施。就目前的国际社会而言，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超越国家利己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政府。生态价值观的培育与普及有利于超越国家利己主义。     

问题类型划分方法视野下的犯罪概念研究

在问题类型划分方法的视野下,犯罪概念问题应该属于纯粹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但刑法学界以往有关犯罪概念的讨论却大多将其作为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由于未能妥当确定犯罪概念的问题类型,从而使学界有关犯罪概念的讨论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学术共识。作为纯粹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混合犯罪概念不存在被替代的必要性,而犯罪概念也不应被规定在刑法典中。     

道德本质观批判——以中西伦理思想史为视域

道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外思想家对道德本质进行过深入探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董仲舒和王充认为人性可分为三等,李翱认为人的本性善而情感恶;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利己主义道德观。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欠缺使得他们的道德观局限于抽象人性论的窠臼中。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的利益诉求决定了人道精神是未来道德发展的基本取向。     

青年罗尔斯论共同体及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

罗尔斯早年在其本科毕业论文《论罪与信的涵义》中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他基于对社会共同体的重视与强调而展开的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而前者尤其是由后者来彰显的。在青年罗尔斯看来,对共同体最大的危险还不是一种各自追求自己物欲的利己主义,而是一种似乎是追求理想大我、但本质上却还是一种以一己之小我为中心的政治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罗尔斯那时持有一种有机和神圣的共同体的观点,罪与信这两个概念的涵义也是联系于共同体来得到界定的。罗尔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最能彰显其早年共同体理论的特色,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时代语境中文化热点的形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解读——以《山楂树之恋》为例

在畀质媒介一纸张和荧幕的承载下,《山楂树之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产生了迥异的影响。通过两者的差异性比较可以发现,《山楂树之恋》在影视艺术上的成功同时代语境、社会意志以及影视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是文化热点形成的重要原因。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