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论《东坡乐府》中的归隐情愫

简单介绍了历史上士大夫文人的归隐情形 ,突出苏轼的归隐与他们有别。苏轼是心归而身未归 ,视功名富贵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从不贪禄恋权。苏轼常存归隐之心 ,只不过他是要回归到百姓中去。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

爱尔兰和英国现代诗人叶芝渴望在仙境中与精灵为伍,忘却人世的烦忧,或者在小岛上遁世寡居,享受内心的宁静;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追求与人为伍,躬耕田园,融入自然,或者幻想一个了无纷争的桃源世界.两人作品中描绘的隐逸世界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却也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折射出了人类心灵的共性,即追求幸福.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七贤之游与魏晋隐士及其他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和对养生的追求。本文以史料钩沉的方法,探究了孙登、王烈等隐士的行迹,认为孙登、王烈等隐士主要活动于苏门山、抱犊山、宜阳山、汲郡北山等地;而竹林七贤则追踪孙登、王烈的修炼行迹,遍游太行山的南段和东坡,由此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另类名士加隐士文化。     

千古西湖见一贤——论林逋隐逸的环境

林逋选择风光秀丽的孤山作为隐居处,既足以隔离尘世作隐士,又离红尘不远,从而不会寂寞得隐不下去,这为他做一个真隐士打下了坚实基础。孤山的特殊环境为林逋取得辉煌的隐逸成就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孤山的秀丽景色与城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人们对林逋隐逸的评判。林逋也为孤山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贴上了醒目的精神标签。林逋与孤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是人与环境相得益彰的代表。     

庾信后期政治抉择中的矛盾性

庾信后期的政治抉择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政治情感方面,既有因为离开故国而痛不欲生的哭诉,同时又主动向北朝统治者示好,为北朝统治者歌功颂德;在处世态度方面,既想隐遁不仕以保全节操,又主动要求做官,长期摇摆于出仕与隐遁之间。庾信后期政治生命中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导源于他的士族人生观。通过个人的努力,建立功名、耀祖光宗是庾信一生不变的追求。庾信矛盾的人生观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集中体现了六朝士族阶层在政治道德领域重家轻国的共同价值取向。     

《文选·北山移文》吕向注再辨

对《北山移文》的创作意图，从唐李善、吕向到清张云傲、梁章钜，近人王运熙、沈玉成、曹道衡等都撰文探求过。但是，因各自的视角不一，中间也不无偏漏，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实质上，从孔稚硅、周颗二人信仰的本质差异，当时隐逸之风的兴盛和泛滥，孔稚硅的个性，以及谐隐之文的发展等方面，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北山移文》真正的创作指向，即是对周颗类隐士嘲讽、谑而不虐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