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民主与法治：财政支出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

财政支出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监督是财政得以正确实施的保护伞。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监督法律制度的缺失，提出相应的对策，阐明了财政支出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汉语新词语现状及共管理策略刍议

语言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我们所处的时代瞬息万变，汉语新词语不断涌现。对此，学界存在着或否定或欢迎等不同态度。我们认为，吐故纳新是汉语的一大特性，我们应坚持开放宽容而又积极规范的态度，一方面大胆包容新词语不断出现的现象，一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语言的规范管理，处理好语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使汉语发展既保持稳定性又富于创造性。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安史之乱前后的儒学复兴思潮与文体革新

唐代儒学日趋衰落 ,但安史之乱前后 ,又出现儒学复兴思潮 ,这种思潮是推进文体革新的直接动力。儒学复兴的倡导者萧颖士、李华等人都明确地提出了文体复古的观念 ,即为文效法魏晋以前 ,创立一种骈散相间 ,句式灵活 ,适合于阐扬儒道的新文体。     

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既是一种情感,又是一种价值标准和信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基于爱国主义情感和信仰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的全面转型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当人们开始审视现代化的局限时,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如儒学)来弥补现代化的缺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弄清楚要复兴的是儒学的哪个方面(制度、思想或习俗),而且需要明确儒学之复兴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确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的思想传统,然而当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优势,面临着各种各样价值观念的挑战,尤其是置身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时代时,究竟如何培育它的“核心竞争力”,与现代社会“兼容”从而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科学发展观与21世纪中国复兴

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不仅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一致,也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相符合,更是21世纪中国复兴的必然选择。贯彻这一命题,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注重制度的创新和精神战线的整合,抑制并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能力和效率的协调发展,社会自身基本需要和资源的内生自发发展,社会生活全面综合的整体发展,最终达到以人为目的的真正社会发展,建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再议金本位制和30年代大危机:起因、扩散和复苏

本文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因素,尤其是"一战"后所恢复的已经不合时宜的国际黄金本位制,对于扣动大危机的直接爆发,以及其世界性的传导和扩散具有举足轻重的负面影响。金本位制、传统平价,以及预算平衡的理念是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前人类经济思想积累中的宝贵遗产,路径依赖性政策抉择的代价是高昂的;同样地,30年代危机的走出也和对这些传统思想与政策的扬弃直接相连。虽然今天金本位制已经远离了我们,但在了解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传导机制,以及不同的应对措施对于走出危机的作用等各个方面,30年代大危机都留给了我们大量值得反思的理论和经验。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