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壮族文人的文论在全国影响并不大,但是否就因此而没有价值和意义?尽管受到汉族文人文论的巨大影响,并因此还具有滞后性,但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存在仍有其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表现为:它是对传统壮族文人文学创作的总结;它是壮族民间文论的发展,是壮族人民对文学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它是对全国文论的一种丰富。在这三个方面,它有着别的文论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仕士适——《顾准文集》读后

通过顾准的人生境遇分析中国知识分子为官、为儒的命运 ,提出 :官有官道 ,文有文道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追求 ,更有窘迫 ;思想大师来自于苦难和冷清 ;思想让人成为人     

论词在宋代的接受背景

:词的出现是对传统诗教观念的突破,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但关乎文学自身的规律,还涉及到复杂的士人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笔者拟从文学接受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两个角度切入,探讨词在宋代的接受背景。     

从官手工业管理看宋代路级机构的关系

宋代官手工业的发展,使为数不少的路级机构参与了官手工业的管理。他们对官手工业管理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路级机构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路级机构关系的主体。     

《学衡》论学者精神与责任

《学衡》杂志以“论究学术 ,阐求真理 ,昌明国故 ,融化新知”为宗旨 ,对 2 0世纪初期的学术弊端提出了严厉批评 ,并在此基础上呼唤对真正的学术精神的追求 ,即自信、自得、贞操、求真、审慎、创造、社会关怀和追求文德之精神 ,同时提出了学者对于前人、今人和世界的责任。     

当前我国公务员考录管理制度弊端分析

当前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管理制度存在缺乏法律保障,报名资格随意规定,考试科目和内容设置不科学,考试录用环节不合理,考试监督体系不完善等蔽端。这些问题亟待借鉴发达国家的公务员考试录用经验,在现实中给予合理的解决,从而保证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真正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