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探索与创新——西南大学贯彻实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思考

学生教育管理,是影响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2005年3月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规定》集中体现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以人为本、依法治校和规范管理的新要求。西南大学以贯彻实施新《规定》为起点,创新了学生教育管理方式和手段,开创了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新局面,验证了新《规定》的科学性。     

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理解为"Sophia",它不但是一种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知识(即科学),而且是一种能够贯穿理论和实践的能力(即智慧)。康德为哲学规定的主要任务是"Kri-tik",即借助于理性而对现存一切事物进行审查和反思,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科学、智慧及其统一则被康德看作是一个只能无限趋近的理想。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影响下,以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德国浪漫派一方面主张哲学应当克服时代精神的分裂状态,回到古典的无所不包的"Sophia",另一方面又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哲学自身。在施莱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不断提问的过程。这种观点被后来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继承,在实际上加剧了哲学与科学(智慧)之间的分裂。相比之下,诺瓦利斯并没有把"答案"与"提问"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个别哲学遭遇的困境应该在一种"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中遭到扬弃,而这个思想恰恰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的理想达成一致。     

论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观的诘难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历史追溯及其反思

宗教与科学是影响人类社会最大的两种普遍力量。在人类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语境的变迁之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宗教与科学不仅仅具有冲突性和排斥性,而且还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包容性。尤其在当今人们对工具理性和唯科学主义疯狂崇拜的时代背境下,我们只有认识到宗教与科学的互补性和包容性关系,才能深刻地理解宗教对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健康发展具有的重要积极意义,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人性的根基。     

简论费耶阿本德科学社会观

费耶阿本德提出的"自由社会"概念典型地体现了他的科学社会观。尽管他没有具体描绘"自由社会"的实现途径,但从他的对"自由社会"提出的要求来看,其思想对人们正确地看待科学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科学社会观为我们正确看待科学与其他社会传统、科学与国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极其有益的视角。而同时理应看到,这种自由社会的完全实现不论对于科学还是对于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是不可能和不应该的。     

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观念的检讨

作为新文化运动基石之一的科学,长期以来似乎天然地具有合法性,通过探究,笔者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科学观念,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革命话语结合,实际上被抽离具体内容而被信仰化、神圣化了,从而揭示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观念内涵悬空和意识形态化的一面。     

伊斯兰教与科学

多年来，学界以基督教为例重新审视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取得重大成果，但伊斯兰教与科学的关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精神层面上分析了伊斯兰文明的兴起，认为促进中世纪阿拉伯半岛科学发展的灵魂趋动力是伊斯兰教，并在伦理向度上展现了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半岛科学应用的重大影响，以期认识伊斯兰教并为厘清宗教与科学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提供新素材。     

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演进历史探究

科学与技术关系是科技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历史演进为中心进行论述。立足科技史,首先对科学与技术的定义进行了概括,辨析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然后着重阐述了科学与技术本质联系的演进历史阶段：平行发展时期、相互作用时期和融合创新时期。     

可持续发展文化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文化基础——科技史视野下的科技哲学前沿问题探讨

“科学”与“人文”的分立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直接表现为科技的异化和人类价值观的扭曲,间接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科学与人文分立的历史追溯,既有科学对人文的压制,又有人文对科学的抗争。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日益凸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既是理论发展的趋势,又是现实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文化融合了科学与人文的内涵,它是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融合的文化基础。     

论黄宗羲的科学启蒙思想

黄宗羲不仅提出了震聋发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而且形成了具有近代科学因子的科学启蒙思想。他对科学的倡导,是针对明末科举之弊而发的,同时还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家学渊源、＂儒通天地人＂的人格需求和心理合一的认识论密不可分。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倡导和践履,黄宗羲构建出明真求实、借数明理、学贵适用、怀疑批判、会通中西的科学思想体系,显示出与中古科学传统迥然不同的风貌,但哲学思想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黄宗羲复兴＂绝学＂的宏伟抱负,最终滑向了＂求之于心＂的心学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