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本质要求及其制度建设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水平,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坚持党的领导、"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质量为本"和"创新至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科学权威和公开透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量化评价下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论辩","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评价的边界异化"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度规制"三大问题聚讼,文章建议通过强化学术成果质量保障机制、优化学术共同体工作机制、构建学术争鸣长效机制和完善学术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等制度建设,推动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改善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外语能力与科学研究的密切联系——周立伟院士访谈

近日对我国著名电子光学和光电子成像专家周立伟院士进行了访谈。访谈中，周院士首先分享了自己学习英语和俄语的经历，强调了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其次，周院士详细论述了外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的必要性，指出英语能力与科学研究紧密相关，英语教学不可或缺；之后周院士分析了研究生在英语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讨论了大学中开设人文课程的迫切性；最后，周院士对上理工师生提出了建议与期望。     

政府动态奖惩机制下绿色建筑供给侧演化博弈研究

从绿色建筑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效用函数、开发商利润函数和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建筑绿色度、成本等因素对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影响以及政府动态奖惩政策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偏好支付系数和建筑绿色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提高，但高成本却使需求和利润降低；政府采用静态补贴与静态税收政策时，博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采用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静态补贴与动态税收、动态补贴与动态税收三种政策组合时，系统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的政策组合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优于其他政策；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概率与补贴上限值呈负相关，与税收上限值呈正相关。     

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

科技金融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助推力"的有机结合,承担着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当前我国科技金融结合不断推进的背景,文章以2007—2016年我国共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推行的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及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带动试点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双重路径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地政府应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积极申报试点城市建设.同时,应结合各地市情社情制定差异化试点政策,大力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充分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     

技术创新加剧了企业技能短缺吗?

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制造业企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提升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制造业企业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加剧了技能短缺?考察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技能短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研发支出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伴随企业规模扩大、技能劳动力比例上升,技能短缺程度加剧。同时,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在区域和产业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在超大城市中,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小城市,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技能缺口的影响效应也显著强于服务业,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使现有技能水平无法与之相匹配,加剧了企业技能结构性短缺。     

How do policy levers shape the quality of a national health system?

Poor quality of care may have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access and take-up and can become a serious barrier to the universality of health services. This consideration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health systems in many countries must address a growing public-sector deficit and respond to increasing pressures due to COVID-19 and aging population, among other factors. In line with a rapidly emerging literature, we focus on patient satisfaction as a proxy for quality of health care. Drawing on rich longitudinal and cross-sectional data for Spain and multilevel estimation techniques, we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level differences, policy levers (such as public health spending and the patient-doctor ratio, in particular) exert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a health care system.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olicymakers seeking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are should be cautious when compromising the level of health resources, and in particular, health personnel, as a response to economic downturns in a sector that traditionally had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in many countries, which have become even more evident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health crisis. Additionally,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increasing reliance on the private health sector may be indicative of inefficiencies in the public system and/or the existence of features of private insurance which are deemed important by patients.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