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隐逸女词人薛琼

明末清初著名词人薛琼一生随夫隐逸于无锡东乡的鹅湖镇。其诗词典雅,幽美,大量描写了对隐居生活的喜爱与赞美,然而流存的薛琼的资料甚少,只能通过其家人的部分记录来研究薛琼。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的传统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江户时代整体评价的客观性     

论朝鲜女子徐氏《次归去来辞》——兼谈中朝女性与隐逸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引来后世众多的次韵效体之作,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例,当属出于海东女子徐氏(1753—1823)之手的《次归去来辞》。因为这样的题目通常为反省仕宦经历的男性诗人所染翰,在仕途之外的古代女子则极少尝试。徐氏向往隐逸而又笃于人伦,这使其笔下的“归去”图景既清气袭人,又饶益亲情,在步趋陶赋中自显特色。作为异域女子,她在观照和汲取中国隐逸思想的资源时,把退隐之道与保家安邦的理念加以调和,反映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一种生活化的交汇形态。将徐氏置于中韩女性与隐逸文化的结缘历程中,不难看出女性发挥隐逸价值观的相应的思想空间。     

《文心雕龙》“傲岸泉石”词义考辨

“傲岸泉石”出自《文心雕龙·序志》篇“赞曰”,其词义涉及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等一系列关系,可以说是全书文论思想的一个浓缩。以往学界对它的解释大致可以归为四种：纵情山水说、高傲隐居说、自然本然说、逍遥自得说,每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结合具体语境考察,可知“傲岸泉石”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作用,指的是文学创作时一种逍遥自得的本然状态。它与强调审美客体作用的“江山之助”一起构成了刘勰文学理论的根基。     

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

隐士和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出现于文明社会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道家正是在汲取了隐士和隐逸文化的思想营养才得以产生、生长起来的。但是,由于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史料、传说记述颇丰,使得隐士和隐逸文化具有相当的模糊、矛盾和神秘色彩。用发展的眼光去探究产生隐逸文化模糊及矛盾的根源,发现隐逸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嬗变过程。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试论苏轼认同陶渊明却终未归隐之原因

苏轼一生无论居庙堂之高 ,或处江湖之远 ,皆追求心灵自由 ,达到了物我同一、高凡绝尘的理想境界。该文认为苏轼慕陶、学陶 ,作《和陶诗》12 0余首以明志 ,却始终未能像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 ,归隐田园。究其原因 ,不外乎生活时代、出身背景、思想体系、入仕经历等方面的差异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自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儒道思想及其审美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契合

儒道思想及其审美情趣二者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对中国园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着重论述了儒家、道家主要思想及其审美情趣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契合,体现在中国园林之仁、礼、出世、君子比德、道法自然等,并从二者对中国古典园林的选址、结构、布局及具体手法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