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研究——基于邯郸市广平县的调查分析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农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移居城市意愿在京津冀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呈何状态、有何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问卷数据，分析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随着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的逐步发展，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主要行为主体有地方政府、农户以及台商企业。文章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分析出发，构建并分析政府与台商企业、台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但其存在不规范行为；台商企业基于趋利的本性，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会展开“寻租”行为，在与农户之间的博弈以牺牲农户的利益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农户与台商企业的博弈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有限理性和知识能力有限，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实现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     

特色小镇建设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探讨

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群体面临着权益保障困难、社会排斥及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通过凸显特色产业，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特色小镇发展，注重旅游特色商品开发、发展休闲农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等方式，可以提升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缓解失地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基于CGSS 2010-2015年数据的微观分析

针对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问题，通过分析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响应Logit模型估计，实证检验了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幸福效应，社会阶层定位越高的农民，其幸福感越强；进一步区域比较发现，此幸福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而户籍比较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低于城镇居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较10年前有所增强，且农民对社会阶层定位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据此提出，民生建设中重视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精神需求，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从而提高农民幸福感，保障农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形成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规律的有效路径。本文主要从科学规划、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培育新型农民和创新农民组织体系等四个方面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理论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所为非所想?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分析

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统一是降低农业风险对农户农业生产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利用2018年东北三省和湖北省种植大户的调查数据,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两方面,对农户风险管理的意愿、行为及其悖离进行分析,并探究形成悖离的原因。研究发现：对于自然风险,大部分农户使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风险管理意愿不高;农户的市场风险管理行为极为少见,与之相悖的是,农户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管理意愿。结果表明,风险管理实际行为控制、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自然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对农业保险缺乏了解,以及目前农业保险存在的不足也是导致此悖离的重要原因;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获取信息渠道不足,对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了解,甚至存在明显的误解与不信任也是导致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有效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统一,应健全农业保险的推广机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的宣传,扩大“保险+期货”的试点,发挥新型主体的带动作用。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

小农户分为纯小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非农农户四种类型,乡村振兴视角下探索分化小农户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尤为重要。混合型发展基于高度分化和异质化的小农户群体特征,分别采用转型之路、多元之路、特色之路和选择之路,统筹推进四类小农户实现分型发展,综合推进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引导小农户积极融入业态培育和产业培育当中,助力农业农村新旧动能实现平稳转换。     

回流农民农业经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在甘肃、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回流农民农业经营决策和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回流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经营和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个人禀赋的影响表现为:教育程度较高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低;有培训经历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高;农业信息感知的影响表现为:惠农政策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也越大;农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低;支农举措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乡土情结的影响表现为:有土地流入经历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爱农情结越深的回流农民越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议从改善农业经营金融扶持与农业保险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业信息传播效果和激发回流农民乡土情结四个方面入手,吸引更多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培育更多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