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传统藏戏的审美张力分析

传统藏戏将教化性和审美性融合统一，形成了具有无限延展的审美空间，被藏民族一代代接受和传承。传统藏戏的多种元素彼此之间相互对抗、冲突和矛盾，形成具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和强大的审美冲击力，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在艺术的审美中获得精神的洗礼。在传统藏戏中，主客体巨大反差产生崇高美，体现出藏民不屈的超越精神，以及克服和战胜恐惧后的心灵慰藉和平静；传统藏戏采用佛教逻辑叙述故事，集中体现藏民的人生姿态和精神信仰以及对于真善美的认知和追求，凸显世俗的人性美；藏戏以美的艺术形式和程序化的艺术表演再现普通大众的味与情，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最终达到宗教教化的目的；藏戏中戏师的理性讲述与演员的感性表演形成对照，让受众游走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对于人物与情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性认知和理性反思；藏戏重复与回环的情节设置使故事情节发展更曲折，人物形象更丰满，主题思想更鲜明，形成了复调之美。     

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新时代高校如何用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以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2012、2013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着重从教育改革新理念的树立、理想信念教育的加强、加大传统文化教育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多元化教学渠道的开辟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认为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内在统一性。     

传统农业乡镇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以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功能和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散已成为一种必然。对于传统农业地区，城镇化的关键在于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对城镇化的路径和推进机制做出切合实际的选择。在这方面，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借助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模式为研究分析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未来模式探索

以互联网技术为引领的新技术为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历史的角度看,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与技术变革的历史脉络相互印合.媒体融合的层次与内涵日渐丰富,产业实践中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与协作关系.传统媒体独特的版权资源与人才储备优势,与新兴媒体的传播渠道及传播效率优势相结合,互相推动,深入协作,通过媒介融合渠道,实现优秀的人才、优质的内容与优化的传播平台的整合,以形成迸发式的传播威力,推动传播层次的迭代发展.面向技术发展前景的媒体融合,应当秉承开放与共享的新思维、立体与互动的新路径,注重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利用技术的便捷性,实现媒介传播渠道的多层次性与互动性,超越阶段性的固有技术模式,以踏准未来的节拍.     

西部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旅游业一直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脱贫致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产业，也必将长期伴随着民族村寨乡村振兴发展的整个进程。本文在阐释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概念基础上，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发展面临的乡村衰落困境，提出旅游业能够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探索分析中国特色的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并按照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目标任务等一系列中央精神指导，尝试性提供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选择。     

中国传统行政的善治理想及其现代影响——以黄宗羲为例

中国传统行政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它近乎顶峰的极限状态,黄宗羲的善治理论就是它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黄宗羲视域中的善治在内容及方式上,都延续了儒家传统主流观点。它在内容上首先要求圣王,即唯有圣王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谓善治实际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其次它还将善治的具体内容确定为养民与教民,“养民”就是使民足以事父母及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教民”就是用圣王学说教育民众,使民衣食住行都合乎礼;再次它还主张治理目的是使民皆“至于至善”和“止于至善”。中国传统行政理论的善治理想在现实中还有强劲的生命力,它既表现为行政的强烈伦理导向,又表现为一种主动作为的积极政府观,还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贵州黔南州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乡村聚居区在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及不足：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意义的认知有待提升；政府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规划缺失；开发的民族特色村寨功能单一；黔南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总体情况呈现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民族特色文化精品的培育顶层支撑不足；民族特色村寨开发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度不够；对传统特色老旧民宅价值认识不足。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着力提升黔南州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开发格局，争取纳入国家改革试验规划；其二，抓住大数据与智慧乡村建设的时机，率先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示范；其三，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构建“民族特色村寨资源资本化金融服务平台”；其四，探索乡村房屋租赁权跨区域流通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农民的物权收益；其五，加大民族特色村寨品牌建设力度，增加特色村寨旅游产品附加值；其六，完善村寨文化资源资产化经营监管体系，构建村寨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