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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艳菊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6):19-26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相似文献
2.
刘成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2):200-213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百年来意识形态演进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国际形势、意识形态规律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梳理百年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展历程,主要包括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等四个意识形态重要发展演进阶段.基本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捍卫党对意识形态绝对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保障、坚守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原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演进理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根基、坚持意识形态斗争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相协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指引、践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源泉等党开展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革命话语向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再到全面深化改革话语的时代自我更新与发展创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丰富意识形态价值、纠正意识形态偏向、引领意识形态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意识形态最强合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理论进路的逻辑旨归. 相似文献
3.
自觉而强大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秘钥”,党内监督为此提供了可靠路径。党内监督百年实践满载着党救国建国治国的初心使命与奋斗足迹。历经百年,党内监督逐步实现体系化、战略化发展,为规范与引导领导干部“公权力”运用等作出贡献。继往开来,未来党内监督应坚持以党内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的绩效目标,以历史经验为启迪、以现实诉求为依据,按照“全覆盖”“法治化”“协调化”以及“技术化”的路向发展,不断提升监督效能,通过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保障。 相似文献
4.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匪化”宣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扑朔迷离、面貌模糊。西方世界关于中共的认识,几乎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认为中共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土匪和流寇并无区别。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启发,开始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宣传举措,积极突破国民党的消息封锁,撕掉污名化的“土匪”标签,向西方世界展示土地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形象,成功实现了形象修复和再造,并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欧美此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党在这一时期国际形象建设,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5.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相似文献
6.
公共英语应取向普通英语还是科技英语?从对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家1991年和2019年的两次调查发现,今天的科学家对科技英语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对于外语教师在科技英语教学中所起的作用,还存在各种看法上的分歧。经调查和讨论,认为:科技英语教学的主力军是语言教师而不是专业教师;科技英语应深入各学科的英语表达而不是停留在共性层面上,因此科技学科英语比科技英语似乎更必要更迫切;科技学科英语课程应从本科阶段开设而不只为研究生开设;学生科研论文写作的问题源于学生缺少严格的科研论文写作训练,而不仅仅因其语言水平偏低。 相似文献
7.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相似文献
8.
王霞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55-65
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不仅是知识领域的跨界合作,更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历史传统交流碰撞的产物。统计入史有着不可更张的先天基因,不仅统计表与我国史表形式相近,而且统计材料翔实确切的要求与我国史学“记史求真”的传统相吻合。梁启超率先提出历史统计学这一概念,这不仅与他个人好制史表的个人习惯有关,同时也与他主动汲取先进治史理念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其业师康有为的影响。统计入史后,在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多有提倡与实践。统计入史为整理史料与研究问题提供了新方法。自此,数字与图表结合的历史书写方式常出没于史籍之中,史学的数字人文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相似文献
9.
中国共产党具有卓越的领导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力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一领导力着重体现在与生态文明密切相关的理念、实践及制度三个方面。党在理念层面的领导力引领生态文明朝着实现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乘风破浪;党在实践领域的领导力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披荆斩棘;党在制度维度的领导力为构建美丽中国保驾护航。 相似文献
10.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22,40(5):707-717
The fast-changing scenario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calls for firms to rapidly redefine and innovate their strategies to sustain their businesses, with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key role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ervitization. We aim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n this matter by assessing how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chieve product innovation under time constraints by leveraging two specific technology group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and Industry 4.0 data-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nd servitization.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 mixed-method approach consisting of an original survey completed by 257 Italian SMEs (grounded on a previous qualitative study about such SMEs' behaviors during the first Italian lockdown), follow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owners and/or managers of the eight SME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rease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CT and Industry 4.0 data-processing technologies) during the pandemic with servitization and, in turn, with product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the increased use of ICT during the pandemic had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product innovation, while Industry 4.0 data-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ffected product innovation only through the full mediation of servitization. The qualitative study allowed us to highlight how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pported SMEs’ innovation (servitiza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