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西部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旅游业一直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脱贫致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产业，也必将长期伴随着民族村寨乡村振兴发展的整个进程。本文在阐释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概念基础上，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发展面临的乡村衰落困境，提出旅游业能够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探索分析中国特色的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并按照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目标任务等一系列中央精神指导，尝试性提供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选择。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无产阶级政权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通过对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分析和总结,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提出了一些基本政治原则。他指出: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和前提;以责任制廉价政府代替官僚等级制政府是其主要形式;以议行合一原则取代分权制衡原则的权力分配形式可以保证国家机构的政治效能。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在此契机下重新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对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新飞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贵州黔南州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乡村聚居区在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及不足：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意义的认知有待提升；政府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规划缺失；开发的民族特色村寨功能单一；黔南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总体情况呈现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民族特色文化精品的培育顶层支撑不足；民族特色村寨开发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度不够；对传统特色老旧民宅价值认识不足。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着力提升黔南州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开发格局，争取纳入国家改革试验规划；其二，抓住大数据与智慧乡村建设的时机，率先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示范；其三，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构建“民族特色村寨资源资本化金融服务平台”；其四，探索乡村房屋租赁权跨区域流通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农民的物权收益；其五，加大民族特色村寨品牌建设力度，增加特色村寨旅游产品附加值；其六，完善村寨文化资源资产化经营监管体系，构建村寨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