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30～40年代苏联驱逐民族出境问题

在苏维埃政权年代,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展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在保证各民族和部族事实上平等、加强民族间兄弟关系、对劳动群众进行族际主义教育方面,取得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果。但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停滞的年代,列宁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变形,从而积累了大量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病态问题。然而,在我国的文献中,许多消极现象,其中包括强行迁移整个民族,却被忽视了。而     

略论五十年代的亚洲民主社会主义运动

通过对亚洲各国社会党人区域性联盟的组建、基本活动、理论主张的回顾,探讨了联盟内各成员党组织的理论观点、内外政策、兴衰历史以及同西欧社会党国际的关系等问题,勾勒出本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亚洲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轮廓。     

苏联民族关系的激化 关于1989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的思考

本文副标题及其内容不应被理解为作者企图涉猎人口科学领地。全苏人口普查不仅是学术事件,而且是政治事件。此外,普查又是规模庞大的、由国家进行并支付费用的具体的社会学调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代表者都可以并且应该分析普查资料。民族关系中的危机是怎样迫近的1959年的战后首次人口普查,是在所有可怕的震荡(其中包括就人口后果而言的震荡)都已过去之后进行的。然而,这些后果仍然长时间地影响着受到破坏的人口的性别结构。例     

社会利益与政治文化

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化是历史上新型的国家、新型的社会和新型的个人的一个特点,是阶级国家和全民国家的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与体现.政治文化首先是精神文明的特殊形式,是政治生活、国家活动以及确定各种关系的制度本质和方式,是保证政治思想和规范以及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得以发展和续承的形式(制度本质方面的特点).在政治文化的内容和结构中,可以区分出如下最重要的方面、特点和标志:     

改革与北方小民族的命运

在我国的最北方和西伯利亚,生活着人数非常稀少的民族(见表)。这就是:涅涅茨人(不超过3万);埃文克人、汉蒂人(总共2万多);埃文人、纳乃人、楚克奇人(从1万到1.6万);多尔甘人、科里亚克人、曼西人(从0.5万到1万);谢尔库普人、乌尔奇人、尼夫赫人、萨阿米人、乌德盖人、爱斯基摩人(从1.5千到4.5千);克特人、伊捷尔缅人、普查未统计的楚万人(从1千到1.5千);恩加纳桑人、尤卡吉尔人、托法拉尔人、阿留申人、涅吉达尔人、奥罗奇人(从500到900人);埃涅茨人、奥罗克人(从300到500人)。这是在起源方面与该地区相联系的本地居民。其中每一个都有自己古老的奇特文化和语言。     

现时代的人道主义要求

人道主义,这是使人的生活高于其他所有价值的学说和实践。在随着社会的出现而产生之后,人道主义的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丰富。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人的全貌的普洛米修斯幻想得到了实现,尽管是通过某些意想不到的形式。随着能够完全消灭地球上的生命的武器的创造,人们获得了启示录的强大力量。而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应该学会正确地理解我们正在参与的事件的道德含义。这只有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全人类的价值与人道主义的危机当然,人道主义的观点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尽相同。在不同的人们那里,它们是同温和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     

冷战后时代的中国外交：战略、策略与成就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局势变幻莫测 ,中国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 ,处变不惊 ,完整准确地继承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科学分析和判断世界形势的基本特点与走势 ,制定了一条既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 ,又切合世界潮流 ,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外交战略 ,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与之配套的政策和策略。十多年来 ,尽管国际舞台乱象丛生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外交与国内工作相辅相成 ,运筹帷幄 ,进退有度 ,回旋自如 ,取得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世纪之交 ,千年更替 ,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都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在国际上牢牢地树立了负责任的和平大国形象。兼顾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 ,同时也兼顾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中国外交 ,具有蓬勃的发展生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论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主义表现的原因(个人层次上的)

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成就绝不意味着大量的民族和部族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的生存活动这一事实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已经消失。我们没有理由忘记,我们生活在多民族国家内,任何措施(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法律的)总是触及到民族问题。况且,在民族关系领域中如今已经觉察出某些扭曲现象。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指出了地方主义、民族封闭倾向和民族傲慢情绪的一些表现。多年来对这类现象闭口不谈绝没有促使它们消除。关于苏联人已摆脱了民族主义感情和残余的判断是超前的。今天,如同任何时候一样,苏联社会民族关系领域中的客观研究是必须的。我们懂得,这个题目很大且很复杂,因而我们将只揭示个人层次上的民族主义表现的     

社会主义革新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改革”概念的出现并非始于今日。1950年,南斯拉夫就已经走上了背离传统模式的道路。波兰最初着手改革是在1956年,而匈牙利是在1968年,中国则是在1978年。在不少国家里,都已随经济领域的变化而出现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在多数情况下,已经着手的改革导致了积极的变动,促进了社会的解放,但并非总是达到了全部预定目标。它们常常半途而废了,甚至开了倒车。正在实行改革的国家,也都未能摆脱矛盾,甚至未能摆脱危机的局面。今天,在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动因的任务已经提出之际,重要的是要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以往的形式未能成功或者只带来了部分成果?或许,问题真的就在于社会主义的“非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