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

本文认为,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还受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较多影响。因此,他也接受并使用了费尔巴哈的许多哲学范畴,如异化、人本主义等等。但是,随着马克思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他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就越来越深刻、全面地批判和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观点,并且基本上不再使用“异化”这个概念了。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

昭德晁氏家族在宋代众多家族中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是与晁氏家族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晁氏家族作为宋代文化世家的杰出代表,是宋代文化繁兴的最好见证。晁氏家族的教育模式、对于文化传承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其独具特色的家族佛学修为,对于我们更准确认识宋代家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文元心法--晁迥三教思想研究

宋代著名中原文化大家族昭德晁氏的奠基者晁迥的三教思想,并非以儒家面目来融合三教,而是以佛学为支点,以佛教义理来反观儒道两家学说,发掘儒道两家的心性论资源,从而在方法上和随后出现的新儒家相合.     

辨“德”

《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发表斯维至同志《说德》一文,训“德”之本义为“生”,为“姓”,为“性”,其说似新。然深考之,则实与古义不合。因作此文以辨之。 欲探求文字之古义,非从训诂学——即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入手不可。因此本文探求“德”字的古义,自当首先从训诂入手。 《说文》释德:“德,升也。从彳,声。”又释“:“外得于人,内得     

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

“文革”后期,现代化的呼唤重新在中国上空回响。其时我虽然僻处穷边,但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却深深地激励和振奋了我,引我思索,使我如同拨云驱雾一般从当时尚硝烟弥漫的“文革”风云中,豁然意识到一个崭新历史时代即将到来。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本文论述了道德建设中各种利益的关系,利益驱动与道义规范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竞争与协作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以及价值主体在权利、义务、责任、贡献、索取、牺牲与报偿诸方面的关系,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准则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文化反思与中国现代化

当前文化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实际意义,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反省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民为了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个目标,如果从十九世纪中期林则徐、魏源那一代人算起,至今已经渡过将近一百五十年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却总不成功,而就代价来说,我们民族为现代化目标所作出的牺牲,可能要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一百多年来,中国不断地陷入革命、动乱和暴动的局面中,不知有     

逻辑悖论的研究——对传统逻辑“不矛盾律”的再认识及修正

悖论问题是逻辑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逻辑学的发展历史看,关于思维矛盾性相容或不相容的争论,至少已经存在了二千年以上。而在近百年来的新逻辑学(数理逻辑)中,由于集合论悖论的发现,这个问题已成为各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 所谓悖论,就是存在于逻辑思维中的结构性矛盾。悖论意味着对一个命题的肯定表述同时又是对它的否定表述。表示为公式即是:A—→-A,而且-A—→A;所以A←— —→-A。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使命(上篇)

一、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责任,——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下的历史学的范围。它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是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我不是专业社会学家,对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主持者提出的这个题目。     

《蜀道难》中的野性自然在英美世界的接受与变异

《蜀道难》是盛唐诗人李白的代表诗作,在其传入英美世界的过程中,被多位西方译者翻译。然而原诗中蜀道的“野性”特征在多个英译本中并未再现,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鉴于此,文章从比较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了《蜀道难》中的地理意象与动物意象在阿瑟·韦利、艾米·洛威尔等西方学者的七个英译本中的翻译,探究了原诗中自然“野性”特征在英译本中的泛化与弱化,并揭示了这一式微现象所蕴含的东西方异质自然观。力图在发掘《蜀道难》的生态内涵和审美特征的同时,为李白诗歌海外传播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