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需要跨文化比较研究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已经在中国管理学界形成广泛的共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不仅要关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也要大力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不仅是揭示管理实践文化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管理研究实现与世界对话的客观需要。在分析了东方管理相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局限的基础上,结合《荣誉的逻辑》的内容,系统论述了迪里巴尔纳开创的企业管理实践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范式,旨在为实现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实战层面上的突破提供借鉴。     

农村改革30年对安徽农民收入增长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的农村改革,最初起始于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委出台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迄今30年了。《安徽六条》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序曲,肥西县山南公社和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的农业"大包干"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也发源于安徽,"三大改革"对推动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了极大贡献。"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本文结合30年来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农民住户调查资料,对在改革初期的安徽曾经有的农民收入高速增长现象、以及后来沦为‘锅底"现象的收入结构内在质的变动规律性进行研究,以期探索农民增收的主要路径,揭示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     

关于信任社会机制的跨文化研究

        摘要： 在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一种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一些文化是“信任文化”,而另一些文化是“非信任文化”。如果信任可以用统一、普遍的标准去度量,并且这种划分有助于我们认识多样的信任形成和管理机制,那么它是令人满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文化层面上对信任的思考要求我们考察在特定情形中那些旨在建立信任关系的行为的具体含义。这一目标是不可能通过对大量的量化指标进行宽泛的分析所能达到的,它要求更为细腻的质化研究。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和法国五个国家信任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那些所谓“信任社会”中的社会控制机制大都是外部的,而“非信任社会”则更倾向于在自主控制的机制中来建立信任。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每个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控制形式和机制,从而使其成员之间以不同的方式来构建信任。每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显现出优势和局限。因此,信任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意义是不同的,是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度量的。在信任问题上不存在文化宿命论：各个社会之间只存在在信任发展保障机制上的差异,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总体信任水平”的高低。管理中对信任的研究应该关注更具实践意义的每个社会信任形成机制的问题。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研究对策——回归原始经验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对中国企业管理方式的系统总结和研究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然而,无论是作为主流范式的实证研究,还是东方管理学派主要运用文献整理和哲学思辨的研究范式,都难以真正实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研究的本土化。对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探索,要求综合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记录、描述、考察和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原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