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加大对国企法人代表权力的监督

近几年来,尽管我国在加大国企公司化改革力度、监督公司管理者行为方面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查处腐败、惩治犯罪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一大批国企蛀虫纷纷落马,但并未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国企的国有资产仍在不断地流失.民意调查显示,68%的下岗职工认为,企业董事长的权力腐败是国企倒闭的主要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加大对国企法人代表权力的监督力度,是国企公司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对河南省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河南省108家由工厂制改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企业的调查显示,很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一)国有股过于集中;(二)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三)董事会操纵股东大会;(四)监事会形同虚设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省国有企业公司改制后,现代企业制度形同虚设,企业效益显著下降,有的甚至濒临破产。对此,笔者认为,要使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必须构建一个责、权、利相互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党委政府创新维稳机制应注重发挥工会的维权功能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尽管党委政府从上至下加大了劳动关系领域内的维权促稳力度,劳动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但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因工资、工时、劳动环境等问题所引发的劳资群体性事件仍接连发生,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这些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都是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的强力介入与资方进行协商,本该在劳资双方之间摆上桌面的协商谈判却变成了企业与官方之间的“讨价还价”.     

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当前 ,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后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被严重扭曲 ,如股东的“最终控制权变异”、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监事不监事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法律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完善我国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若干对策     

从"人伦"到"契约":中西方信用文化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调整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信用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借助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由人伦基础所构成的德性范畴,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其信用文化,信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体现了平等自由、等价交换和正当权利的法律原则。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心理和权利义务关系,均被由市场经济利益调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现代信用,完成了我国信用文化从"人伦"到"契约"的现代转换,进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监管机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政企的分开,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监督力度大大减弱.这就必然要求形成一种新的企业监管机制,以保证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在现实中我国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如所有者的“廉价控制权”、权力制衡机制欠缺、监事会监督不力、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乏力等.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必须努力做到:积极发展多元主体,确保所有权监管到位;建立新的选人任人机制,加强企业内部权力制衡;切实加强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建立职工持股制度,加强相关主体的监督,等等.     

农村实行村务公开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是新时期广大农村开展民主监督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村务公开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公开流于形式、公开的内容不真实等。所以，本文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两办”通知为指导，对农村村务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等进行调查和分析，并提出整治的思路和对策，以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我国古代官德的缺陷及鉴戒

我国古代官德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蕴藏量最丰富的载体之一，也是对我们今天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施政行为仍然起着深远影响的一种文化因素和政治理念。我国古代官德精华与糟粕相互浸染、依存。本文力求从比较抽象的层面上分析我国古代官德的缺陷，以为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的后车之鉴     

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中的法社会学问题的理性思考--对三个典型村庄非农产业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

当前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我国法律运行的同时,也存在对法律运行起着制约作用的因素,如"家族经营制"、"拟家族关系泛化"、"村庄单位文化"、"人情关系"等.如何在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中实现法律文化与传统文化互动整合,对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的不足及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检验。审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政府治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科学的风险研判能力、责任担当能力不足、协同调度效能低下、信息披露不及时和有效沟通能力缺失等。这些极大削弱了当地政府在疫情防控初期的治理效能。为此,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用初心使命践行官员的行政理念、实行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完善“不明信息”发布制度和“不明信息”重大行政决策机制等,推动我国政府主导疫情防控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重大疫情防控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