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对辩护权利的再构建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出台部分解决了2007年律师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不协调，尤其是在辩护权利规定上的冲突。新法颁布至今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而在新刑诉法施行之际，2012年底新出台的四部刑诉法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使辩护权利的体系明晰化却也更加庞杂。这使得综合、系统地整理辩护权利相关的新法律法规有其必要性。本文以上述法律法规构成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为基点，对新构建的辩护权利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梳理。最后，本文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辩护权的演变对全文加以总结。     

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论刑事和解的理念基础——浙江"枫桥经验"与美国VOR模式之比较

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各地都在争相搞刑事和解的试点,但理念基础研究的匮乏使得相关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浙江"枫桥经验"和美国VOR模式代表了中西方刑事和解两种有差异但却又共通的进路.认真审视两种模式的理念基础的异同,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待恢复性正义、法律现实主义、交往行动等理论,从而使得刑事司法不是"被"和谐,和谐司法更不应是"天边玫瑰".     

提高生产率成长率的三种外部因素分析

通过对500家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产品竞争、金融压力和股东控制这三种外部因素同企业生产率成长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垄断租金与价值增加值之比同企业生产率成长率负相关;利息支付额与现金流量之比同生产率成长率正相关;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大股东控制会导致更高的生产率成长率。同时,也有证据显示金融压力和股东控制这两个因素能够替代产品竞争。     

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政府主导下的“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构成了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该模式还存在明显不足：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增加无法突破公共服务的成本限制;法律服务市场逐利性与法律援助公益性的矛盾使律师免费法律服务的资源输入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对法律援助大包大揽,导致了法律援助行政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社会参与不足。以上缺陷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始终无法摆脱供需矛盾的约束：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且供给质量不高。围绕“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援助质量”的改革目标,应当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转变为国家责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法律援助新模式。     

农民工的过度教育与收入效应的统计考量

二元劳动市场中,农民工的失业包括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两种,其受教育年限超过工作学历要求的情况称为过度教育,属于隐性失业的一种。如果不考虑过度教育这种隐性失业,农民工的实际失业率将被低估。文章利用2009年武汉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学历要求不匹配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民工的隐性失业现状,并采用实证方法对其影响因素和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提出不能忽视农民工隐性失业的结论与一些相关建议。     

大区巡回法院:一个现实主义的进路——以死刑复核程序为例的分析

法院对于社会纠纷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现有法院机构设置存在显著的缺陷,难以实现预期效果。以死刑复核程序为例,死刑复核权的回归带来了最高人民法院机构的膨胀,以书面审为主结合调查审的新方式并未能解决复核程序行政化的问题,纠正错案的制度设计预期也并未真正实现,集中复核还带来了申诉、上访问题的集中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合理化最高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构建大区巡回法院以及听审程序的设计,是现实主义的改革路径。     

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

犯罪预测是警察部门进行犯罪预警与侦查的重要手段。大数据背景下的犯罪预测兼有传统犯罪预测原理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双重特色。犯罪预测大数据化改变了传统警务的执法模式,提升了犯罪预测的效率与精确度,确保了执法过程证据留痕与可追溯。与此同时,数据化的犯罪预测中存在的"黑数据"现象、数据获取过度侵犯个人隐私、算法不透明导致的歧视偏见以及数据壁垒的存在,给科学的犯罪预测造成一定风险。为应对风险,有必要优化犯罪预测中的数据选择标准,在数据收集时坚持信息"个人自决"原则和比例原则,一定范围内促进算法公开与透明,加强数据之间的交流与共享。     

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

清末民国时期,西法输入,尽管国家法层面确立了国家追诉主义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龙泉司法档案作为近期新发现的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样本来检视当时的司法实践。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反映了这一时期司法运作的特有逻辑,体现出法律表达与实践的分离,承载着新设司法机关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型。审视这批珍贵的司法档案及其呈现出的刑事和解实践机理,对于当下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现实意义,更提醒我们刑事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应重视本土经验的归纳,并建构适合于本土的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