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网络安全规范研究：解决技术与理念的步速落差

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国际互动的一个复杂维度,国际政治、经济事务需要建立规范以应对网络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冲击。而学术探讨是形成行为规则的思想基础。目前的网络安全规范研究与实践,存在技术不断进步与理念仍然滞后的步速落差。为此,相关的规范研究,就要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把握网络空间的关键特征、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建构基于互联网场景的思维并超越网络主权概念,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多元主体的规范倡议作用。由此,寻找一种基于现实技术与人文传统的网络安全伦理原则、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以便把有影响者束缚在规范、法律和特定价值观内。     

论中国网络空间的缺陷与对策

互联网的诞生与迅速成长,为真正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中国的网络空间亦已具备公共领域的雏形和基本功能。但现实的网络空间仍处于自然状态,存在诸多不足,受网民素质、行政监管、经济利益等因素的掣肘,尚未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避免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的原则下,多措并举,网络的革命性功能将得到放大,从而有助于打造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     

数字经济对低碳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

“双碳”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绿色产业的发展,而数字经济则是帮助企业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文章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碳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了解数字经济优化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产业发展的影响。数字经济对低碳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有3个方面,如数字化赋能降低成本,有效提高低碳型企业的效益;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企业的低碳发展,提高社会责任感;数字化技术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话语制衡视域下的中美新冠疫情舆论博弈

美国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了海量不实信息,其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企图,有可能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对此,需要通过话语制衡,消解美国对世界舆论的操纵,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合法性和影响力。具体包括：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内部话语制衡;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合作,实现外部话语制衡;加强对挑战性言论的抑制,抵消污名化,实现消极话语制衡。     

网络安全国际规范博弈:理论争鸣与价值再造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面向21世纪第三个十年,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来塑造网络安全,在实践和研究两个层面都日益重要。就主体而言,由于权力的持久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网络安全建构的主体;不过,信息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并存导致了权威位置的迁移,非国家行为者在其间的声音不断增强。就网络空间共同秩序建构的路径而言,在全球化的组织原则下,涵盖行为规则、国际法、互信机制、国际组织等层面。基于思想落后与现实巨变的交叉重叠的现实,对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研究必须在价值再造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以建构适应虚拟空间的安全控制机制和争端解决路径。正确理解网络安全国际规范建构的内容与过程,是网络安全领域知识生产和积累的重要途径。     

内贾德:虎气与猴气的统一

人不可貌相。从外表看,内贾德其貌不扬,像极了邻家阿叔。但是,在简约的外表下,身为理工科博士的他实则精明强干、才高八斗,是十足的"秀"外慧中。在历次国际问题,尤其是核问题的斗法中,内贾德经常把决不刹车的虎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网络无政府状态的诱因与治理

国际社会因为缺乏超越国家的权力、执法机构与税收,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网络空间尤其如此：由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架构缺陷与文化秉性(先天之手)、网络主权的利己主义(有形之手)、科技寡头的垄断竞争(无形之手)等三重因素,叠加创新技术迅速出现与规范滞后的落差,导致全球网络空间较物理空间的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和普遍。由此导致的治理赤字较物理空间更严重,其缺乏物理隔绝的特点会使风险和威胁往往一点突破就全网流散且影响持久。为此,要通过资本驯化、政治制衡与技术向善等路径来减轻无政府状态的弊病。     

中国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构：“三个舆论场”的夹角与控制

在网络空间涉中国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中国官方、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三个舆论场之间的合流与挑战。为避免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和维护国内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过程中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乃至“失语”的危险,需要在对策和机制两个层面对夹角进行控制。在对策层面,内容建设上要结合中外、融会古今,建立贴近受众需要、声线柔和的自洽体系;载体建设上要注意平台提升、全网联动和形式多样的结合。在机制层面,政府体制建构要实现从科层制向扁平化的转变;现实操作逻辑要注入共赢和沟通的意识;公私关系上要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与“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的结合;网络安全维护上要注意依法治理和技术保障的双层把关。由此,即可增强三个舆论场的共识度,建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网络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