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研究的边界及其方法拓展

法社会学的“活法”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对象，但“民间法”研究更需要纳入规范分析法学的框架内。以裁判规则构造为核心关注的“民间法”研究，实现了“民间法”和规范法学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此项研究存在着重重理论困局，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使其无法捕捉“民间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真实运作。从学科边界拓展的视角，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民间法”研究应当进行更为彻底的社会分析，实现“民间法”研究视角由外部观察者研究到多元、综合的反身性视角转型，从而理解法律观念型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     

笛卡尔的“报复”:因果排斥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物理主义成为哲学界的主流思潮。然而,心理因果难题并没有因为心灵的"消亡"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因果排斥问题,并被称作笛卡尔的"报复"。因果排斥问题产生于四个单独来看都难以怀疑的论题之间的冲突,分别是:存在心——身因果作用、心理性质不等同于物理性质、物理领域的因果闭合性、不存在过度决定。然而,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因果排斥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诸多学者采用了不恰当的因果观,如果持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因果排斥问题将会得到消解,心理事件也将获得因果效力。     

基于社科法学立场分析法学教育的实践转向

随着法制社会的发展，法学教育也面临着跟住时代脚步、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基于社科法学立场，在分析当前法学教育的时代背景以及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目标、核心内容及具体措施，提出法学教育应当全面向实践转向。以“改革”教师为核心，以教学方法改革为手段，为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的革新服务，最终实现教育目标，即着力解决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距离问题，让法学教育能够培养出具备法律职业思维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法律职业人。     

物理因果闭合性与解释还原主义

20世纪中叶以来,物理主义逐渐成为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学者指出,物理主义之所以兴起,是因为物理因果闭合性原则被广泛接受。简单来讲,该原则是指“如果一个物理事件的发生是有原因的,那么它一定具有充足的物理原因。”关于该原则,大卫·帕皮纽给出了一个经验论证,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该论证实际上是通过解释还原主义来为物理因果闭合性辩护。然而,解释还原主义并不能真的支持物理因果闭合性,因此,物理因果闭合性并非一个可靠的原则。     

农村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

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当前农村社会的纠纷变得复杂与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以诉讼为基础、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具体农村纠纷,最终构建法治农村的重要课题.为此,着眼实际,针对目前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采取原理阐释的方法揭示原因,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建提供学理建议.     

对福多特殊科学多重可实现论证的辨析

认为存在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学的特殊科学的观点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被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所接受。对于这一观点的形成,福多在"特殊科学"一文中的多重可实现论证可谓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多认为他的多重可实现论证一劳永逸地拒斥了特殊科学的可还原性,表明了特殊科学有着自主性。然而,福多的论证是成问题的,并不能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如果接受福多所提倡的物理主义,那么必然得到特殊科学原则上可被还原的结果,虽然如此,特殊科学仍然可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保持其自主性。     

湖南地市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布局研究

对湖南三大经济带及各地(市)产业结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可知,湖南产业地域发展存在东强西弱、增长极不明显和产业竞争激烈等问题。科学构架湖南产业发展梯次的措施就是,即,东部以长潭株产业一体化为核心,突显增长极作用;中部承接东部产业辐射,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西部发挥其资源优势,重点发展旅游及文化产业。     

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

对于共和主义传统，如果仅仅从约束政治权力以保护政治自由的角度理解，反而会忽视它对于政制构成问题的其它维度。就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制模式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主要关注，即政治的观念、公民的界定以及诉诸传统的原则。政治意味着一种获得最优的生活方式的手段甚至最优生活本身，公民则主要是一种身份和权利，两者共同奠定了混合政制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罗马共和国通过混合本身实现了不同政制原则和价值的包容。在罗马混合政制中，一切决定性的政治变迁都是重构，也就是改革旧制度和恢复本源的建城之举。     

算法的治理：算法权力执行偏差与公共性重塑

算法已嵌入社会各领域，算法与社会的互构过程使其演变为算法权力。算法的初衷在于解决问题，算法权力涉及民众信息、政府行政与新型公共空间多个领域，因此算法权力具有应然层面的公共性价值。但在实然层面，算法权力出现了执行偏差困境，在市场、政府与社会层面上都存在着算法失灵的问题，表现为企业自我利益凌驾、政府权力滥用与公共空间风险。基于算法权力趋于广泛的运用情境，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规制，重塑算法权力公共性。在完善算法权力规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保持算法权力的行政工具性，依法强化算法权力市场监管，构建协同算法权力规制网络，真正发挥算法增进公共福祉的作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