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郊区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及其实践机制——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回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由此乡村治理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生活转向。本文将这一转向置于乡村治理转型的学术脉络下,以上海郊区乡村治理经验为典型案例,构建三重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其背后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乡村治理任务的设置、村干部精力的分配,还是城乡居民对乡村治理的期待,都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村级组织发展权与治权的分离以及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这三大机制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乡村治理生活转向的趋势,在后续实践中完善乡村生活治理需要激发城乡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平衡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现代权变与制度隐忧——以苏北鱼村“一子两挑”的家庭为例

“一子两挑”是独生子女家庭在日常实践中为应对现实需求而形塑出的权变模式,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核心小家庭呈现出双系继嗣的制度幻象。然而户籍的分离和财产继承的身份边界将小夫妻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将孙代的姓氏与财产继承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小家庭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夫妻小家庭因利益、感情、现实等因素避重就轻地游走在两家之间,父代被置于劣势地位,家庭养老逐渐向“管好最后丧礼”的形式化孝道蜕变。由此来看,“一子两挑”的婚居实践确实改写了男性单系继嗣的家庭制度,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隐忧,是否会转向双系继嗣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间接驱逐与身份改造——大都市郊区农业规模经营的治理逻辑

在大都市城郊的农业生产领域,由于本地农民的退出,异地务农者成为地方农业发展的主力,农业劳动力的“土客替代”现象普遍发生。异地务农者为大都市城郊农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治理顽疾。作为回应,地方政府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希图以此来化解基层社会的治理困境。文章以上海城郊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为典型案例,着重分析粮食生产领域的实质性规模经营,与经济作物种植领域的形式化规模经营,如何分别实现对异地务农者的间接驱逐和身份改造,最终达至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研究发现,大城市郊区农业规模经营已超越纯粹的经济逻辑,隐含着深刻的治理意蕴,这与中西部纯农区的农业规模经营有着本质的不同。依靠政府过度干预并以社会治理为依归的农业规模经营,在实践中扭曲着资源配置,并暴露出可持续性的危机,因此,其难以成为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不具备推广价值。     

“农民农”:流动农民的异地职业化

<正>当这一群体年龄增长后,城郊土地由谁来种植,菜篮子问题如何解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农民农",这个概念由"三农"专家曹锦清提出,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农民农"蜗居城郊一隅,却承担了城市农业生产与农产品供应的重要功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郊农民市民化及耕地闲置情况越发普遍,越来越多农民离开家乡,承租城市扩展过程中     

大城市郊区农业转型与流动农民的再小农化 ——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城市聚集并脱离农业,由此催生庞大的农产品市场需求.为顺应这一结构性变迁,大城市郊区的农业由低值的谷物生产向高值的果蔬种植转型.与传统农业相比,这种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能够更充分地吸纳就业并产生更高的经济收益.流动农民正是辨识到农业转型带来的市场契机才选择投身大城市郊区农业,展开再小农化的实践.研究大城市郊区农业转型与流动农民的再小农化,对重新评估农业的自身潜能与发展空间,认识农民流动的阶段特征与总体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扶贫移民的城镇化安置及其后续发展路径选择——基于城乡联动的分析视角

扶贫移民的城镇化安置已成为地方政府促进区域减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以西南山区S镇的扶贫移民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在西方空间贫困理论和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共同作用下,城镇这一层次是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具有重要益贫性的发展空间,进而指出这种过于倚重城镇辐射带动的安置方式在现实中存在的多重风险。借助城乡联动的分析视角,应将作为迁入地的乡村、安置地所在的城镇以及异地城镇统合起来加以考虑,通过发挥城乡联动营造出的三维空间的协同效应来应对扶贫移民的后续发展问题。     

农民道义型上访探析——基于实证角度分析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农民的上访行为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实地研究发现,在乡村社会农民道义型上访开始显现。对农民道义型上访做必要的学理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转型期农民的政治心态和把握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态,从而为实现乡村社会有序和政治稳定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