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等法学教育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以及加入WTO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面临着新的形式和任务 ,认清新形式 ,研究新问题 ,明确新任务 ,是西部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对我国公民参加环境公害诉讼的思考

目前,我国环境公害的受害公民参加诉讼面临诸多困难:证据难以获得,知情权缺乏保障,证明责任中因果关系的推定方法不完善,参加诉讼的费用过高,代表人诉讼制度不完善等。应当切实保障受害公民的知情权,适当加强法院的职权运用,提高当事人参与的积极性,并建立环境公害因果关系的特有推定机制。     

论危机管理中法、理、情的互动与整合艺术

危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消除社会危害和风险,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其更关注人与人、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两种内在属性。法、理、情是危机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危机管理的内在需求。领导者要正确理解危机管理中法、理、情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法、理、情的运用尺度。法是危机管理的根本,理是危机管理的原则,情是危机管理的基础。     

环境公害的实证分析——以贵阳市花溪河水源污染公害为对象

环境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问题之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环境的改善和人们环境观的提高。现从实证的角度,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河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得出花溪河污染的原因以及应对环境公害的策略,以期对当地的环境公害改善提供一种出路。     

论环境公害的民事救济——以民事诉讼制度为视角

我国虽然制定了十几部环境法律法规,但环境程序法的研究和立法仍显滞后,导致环境实体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本文针对我国传统环境诉讼与环境保护现实需求和理论研究极不协调的现状,从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提出应当建立环境公害民事救济制度。具体化为通过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对我国的环境公害诉讼的发展提供一种研究进路。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论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于奴隶社会.由于历史阶段不同,各国制度不一样,各国的法律规定也不相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此都进行了规范,但其赔偿范围均限于“物质损失”范围.众所周知,某一行为对受害人的损害除了可能造成物质损失外,精神损害也可能发生.因此,笔者就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原则、数额进行探讨,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共商良策,完善我国立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苗族侗族风俗习惯为例

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少数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境内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原始森林,有“天然公园”之美称。而这些原始森林能得以保存却得力于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习惯,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尽管现代社会制定了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性法律法规,但从保持生态环境的原始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人类社会的人本性以及人的意识无限性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来看,充满现代元素的国家制定法无法完全达到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目的,而习惯法却能发挥功效,这亦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发展历史所验证。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开发。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这些习惯在他们中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得到普遍尊重和认真履行。在那里,习惯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如果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并很好地适用这些习惯法,西部大开发就与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迹。     

论刑事回避的适用

回避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对回避对象、阶段的规定也有很大差异。西方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回避仅适用于审判阶段的审判员、陪审员和书记员。相比之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对象、阶段则广泛得多，它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环节，适用于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以及书记员、鉴定人员和翻译人员。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原则，对形成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回避制度是一大贡献。但由于立法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回避制度如何在这几个阶段贯彻执行，法律未作具体规定，致使司法实际中各行其事，这就难免出现任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现象。同时，执行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对这一程序中劳改管理人员的回避法律没有提及，这无疑是一疏漏。因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共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使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

立足于“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法理分析，从法经济学视角剖析论证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以探索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制度整体，在经济理性作用下的发展运行规律。国家司法传播的困境和产权关系的推动为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夯实经济理性的基石，以及在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抉择和生态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下，使民族群体经济理性意识得以维持并不断增强，最终使得生态习惯法制度体系的经济理性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共同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