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业社区到海权问题:国外海洋人类学研究述评

海洋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有着传统的学科关照.然而,在全球化脉络和现代化进程之下,海洋生态、海洋社会以及人海关系被置于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并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通过系统梳理西方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海洋人类学研究正在发生从“渔业社区”到以产权和管辖权为核心的“海权问题”的话题转向.     

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南方族群文化的发展,与历史上汉族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紧密联系。而在这种族群交融过程中,传说、习俗、仪式等大量的地方性族群记忆也被制造出来。八姓入闽、跑贡王、射梁箭、土酋救皇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地方性族群记忆一般不见于国家正史典籍中,属于族群小叙事文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族群本质,体现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真切地表达出历史上族群接触的生动事实。当前的南方民族史研究,很有必要重视上述小叙事文化。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传统礼制与民间价值观的区域整合——明清东南民俗精神内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明清时期 ,东南地区民风习俗已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深层精神内涵 ,其主要表现为崇德重礼的儒化内核、趋利务实的价值取向以及兼容并蓄的民俗心态。实际上 ,东南民俗的这些精神内涵的主要表现是汉唐以来就逐步确立的传统儒家礼制文化与宋元东南民间日益兴起的趋利务实等价值观长时期整合的产物 ,其形成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了民俗文化变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     

海洋人类学:概念、范畴与意义

人类学对于海洋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的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才正式诞生。所谓海洋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内陆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深入了解和认识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     

“世藩”的船：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以17世纪马尼拉海关记录为中心

作为长期主导海上贸易的中国海商集团,郑氏家族不仅是明清易代之际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其在同时代东亚海域世界的活动,也与17世纪东西方之间基于海洋贸易而形成的早期世界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东亚地缘格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考察保存下来的一批西班牙马尼拉海关郑氏家族船只文件可以发现,尽管随着1662年郑成功逝世之后,进入“世藩”时代的郑氏家族因内外纷争而逐渐走向衰落,但此时期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却没有中断,而是仍然借助东西航路所构建的航海系统,与菲律宾群岛等东南亚地区性贸易中心及西方国家之间保持着不为人知的互动关系。     

文本、族群、叙事：作为一种民族志的《平闽十八洞》

作为广泛流行于闽台地区及东南亚闽籍华人社会的一部章回体小说，《平闽十八洞》曾经引起包括林语堂、叶国庆、李亦园等文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集体关注和研究，其背后呈现的是从“古史辨”学派到人类学视角的学术史脉络。《平闽十八洞》这类族群叙事文学，其背后蕴含的是代表中原移民的“汉”与代表越、畲等“非汉”之东南区域原来存在的原住族群历史上竞争与融合的过程，是理解历史上东南地区族群互动关系的重要民族志文本。对这类文本的深度考察，有助于推进东南民族史的研究。     

从共有到共享：“一带一路”视域中的跨境文化遗产研究

跨境文化遗产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基于共有、共建与共享的人类文化体系,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制度环境中,跨境文化遗产可以帮助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联系与合作。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遗产营造跨境伙伴关系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而遗产的跨境维度可以为更广泛的文化合作框架提供一个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理解的“第三空间”,从而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话与合作。以跨境合作的视角探讨当前国内外跨境文化遗产的现状及跨境申遗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分析未来跨境文化遗产的走向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相互关系。     

身体的隐喻: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

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知识来源主要集中于伊比利亚旅行者、耶稣会定居者和新教国家入华使节三个方面。16—18世纪上半叶,在伊比利亚旅行者与入华耶稣会士笔下,中国人被当作是欧洲之外所有新发现人种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还高踞过欧洲通过海外探索而构建的世界人种金字塔的顶端。然而,进入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通过殖民扩张而迅速增强自身的力量后,欧洲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认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洲在人种分类上已开始将中国人排挤出文明民族的序列。这一时期欧洲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的演变,与其时欧洲关于欧洲之外人民的态度转变是同步的,并且与欧洲人类学的发展密切联系。从16至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变迁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殖民探索与人类学知识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

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有关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赋予了更多的认识.本文以近期厦大人类博物馆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献图片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著述,分析著名学家林惠祥先生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中国较早的人类博物馆的标本采集活动,来分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与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