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格萨尔》中的若干历史根据——以敦煌藏经洞吐蕃历史文书为中心

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古藏文经卷中有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藏文译述本，共三件，卷号是：S·T·737，P·T·981、P·T·983。此本将《罗摩衍那》主要情节作了译述，是今知该史诗最早外文译本。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汉明帝（公元58-76年在位）时，蔡倍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洛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     

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

吐蕃围困沙州期间,双方军力对比悬殊,为了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善国神乡,吐蕃一方围而不攻.为了促其早日投诚,吐蕃放还前期虏掠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在军事威慑和攻心政策下,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占领沙州后,吐蕃统治者立即在沙州实施了强有力的兴佛举措,建寺度僧,抄写佛经,开窟造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使沙州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善乡佛国.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是沙州当时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下)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试论史诗的历史真实性

本文通过引证荷马史诗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论述了史诗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历史真实的再现 ,即史诗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这一观点。     

《格萨尔》中主要经济门类及其管理初探

以藏族历史为背景的史诗《格萨尔》艺术地再现历史的同时 ,对古代藏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程度不同、详略不一的描写。本文试图将《格萨尔》(以下简称“史诗”)中有关采集、渔猎业、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五个经济门类的描述汇集一起并略作初探 ,从中部分地展示古代藏人经济生活的个别片段。一、采集、渔猎业1、采集　人类的祖先都是从采摘野果、捕食野兽中开始自己的生产、生活的。从史诗中可以看出 ,尽管农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采集、渔猎作为生活补充仍在发挥一定作爱的食品之一 ,“蕨麻配酥油 ,又是香甜又油腻 ,香甜饱肚…     

吐蕃时期的抄经纸张探析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之世,在吐蕃本土和占领区敦煌等地掀起了空前的兴佛浪潮,佛经抄写即是其中的一项兴佛举措.在大规模的佛经抄写事业中,作为佛经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需求量大增;由于市场的旺盛需求,纸张弥足珍贵,于是,纸张从吐蕃本土、河陇等地源源不断地运往沙州.     

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

在吐蕃历史上,有很多王妃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松赞干布的汉地王妃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王妃墀尊公主以及墀德祖赞赞普的汉地王妃金城公主等。本文将重点介绍赞普墀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她出生于吐蕃王朝崇佛贵族属卢氏家族,笃信佛教。她不畏艰险,和吐蕃高僧钵阐布贝吉云丹和定埃增一道远赴敦煌兴佛,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吐蕃在敦煌发起的规模宏大的抄经事业。藏经洞出土古藏文佛教文献留下了大量由王妃贝吉昂楚校对的佛教文献,本文将其所校对的吐蕃佛经题记予以公布。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