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收、减负与减支--改善农民处境的三种思路

当前在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下,农民增收的空间十分有限,而减负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处境的作用也有限,且空间已用完.唯一可行的思路就是改变片面的市场化导向,改变农民的非组织化现状,减少农民的生活支出.为此,政府必须积极作为,确立新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通过减支来增加农民福利.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

对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和区域比较研究,需要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性认知,理解调解机制与其他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需要选择一个村庄的内生性因素作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它串起不同区域的个案进行比较。由此既能加深对个案村庄的理解,又能发现调解机制的区域差异与共性。     

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

一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东西半球会合,形成了“世界”的概念,由此便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进入本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推动力越来越强大,使得划时代的全球性变革日益剧烈。具体说来,全球化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是全球化的首要...     

精英的规模

在研究农村问题时 ,“精英”这个概念使用的频率挺高。综合大家的各种分析 ,可以说农村精英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拥有的 (经济、权力或关系 )资源丰厚 ;个人能力较强 (这里的能力包括个人的知识、智慧、为人处世的技巧等 )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村干部和其他选举时强有力的竞争者 ,学界同仁们往往将其称之为村庄的“权力精英”、“非治理精英” ,或统称为“政治精英”。我是以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为楔入点进入农村问题研究的 ,对于包括村干部在内的选举中的风云人物 ,我习惯地称之为“选举精英” ,认为他们都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一次在浙…     

现阶段政治意识的特征、历史成因及变革

当前，我国政治角色的政治意识呈现出多种特征。中国历史上各阶段———传统社会、近代社会、解放以后———积淀的诸多消极影响因素仍对现阶段的政治意识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政治意识必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全社会积极的政治意识进一步增强。     

现代教育与农村青少年的文化认同

在农村社会日益丧失文化主体性的今天,面临着现代国民教育、市场经济、现代传媒等强势因素的全面形塑,农村青少年已完全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建构起他们对"现代"、"发达"、"城市文明"的想象与憧憬,对"传统"、"落后"、"乡村社会"的厌倦与背弃.这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成长,同时也导致了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崩塌;二是农村社区的认同下降,农村社会的迅速解组与衰败;三是农民"城市梦"破灭后将处于"拔根"的困苦之中.这些问题若不加以重视,必将加剧中国在文化认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困境.针对此,教育的内容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与完善,增强对农村青少年传统文化、乡土认同的教育.如此,可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农村社区的整合与维系;有利于农民,尤其农村青少年内心世界的平和与宁静.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也会因此而更加平缓、稳健.     

上海开埠与江苏南部经济状况的嬗变

上海,位于我国长江入海口的南岸,海岸线的中心,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乾嘉之际,逐渐发展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得“小苏州”之称。 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已引起了英国资本主义者的觊觎。公元1842年,英国用炮舰打开吴淞口,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起,上海遂被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尔后,法、美、德等国亦接踵而来。 19世纪中叶起,外商先后在上海投资开办船舶修造、打包和缫丝等加工工厂,并投资纺织、日用轻工业、印刷等行业。此外,上海的机械制造业也得到发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工厂合法化。1895年到1911年,外商在上海的工业投资达2090.3万元,占外资在华总开办资本的42.8％,投资部门以纺织工业、烟草和食品业、公用事业和造船业为重点;化学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也占一定数量。     

传统与嬗变——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理

近年来 ,在效益持续下滑的巨大压力下 ,苏南集体企业走上了改制之路。对此有人曾敏锐地指出 ,乡镇企业改制必然会导致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邱泽奇 ,1 999)。但是 ,他未能进一步描述、分析集体企业改制后的村落权力结构 ,精英构成状况和今后苏南农村的秩序维持、村治格局的演变趋势。本文拟通过对苏南农村社会关联的分析来探讨企业改制后的村治格局。一、经济关联、文化关联与组织关联村庄秩序的维持是村庄发展的前提 ,是当下村级治理的首要目标。村庄的秩序状况是村治状况的首要表征。有学者曾指出 :“村庄秩序的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客…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