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举义旗 震撼清王朝——追记孙中山亲自领导的镇南关起义

一、积极准备运筹帷幄全盘部署一九○六年十二月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廷大肆搜捕屠杀革命党人,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一九○七年三月,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等     

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关系应是对立的统一,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而在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必须符合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状况,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在旧体制下,效率不高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公平优先、实现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未能真正贯彻这一原则。因此,不能“效率优先”,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     

加强建筑材料采购成本的管理的环节建设刍议

采购管理是整个建筑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有效地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是关键,而目前建筑项目成本管理中普遍失控的环节正是采购环节。因此要加强对材料采购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西方天文学与东方天学的交汇——以康熙年间两次客星观测记录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在欧洲天文学革命之后,在天文观测特别是恒星观测方面欧洲的天文学家已经超过了东方。事实上,在17世纪中晚期,在偶发性天象的观测上,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机制仍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康熙朝,钦天监观测到两次客星现象,并利用西法制造的天文测量仪器,将这两次客星位置以精确的经纬度记录下来。这是基于西方天文仪器的测量技术与基于东方天学星占学的轮候观测传统偶然结合的结果。这两次记录很可能都是新星爆发,而记录中提供的数据亦有可能对现代天文研究有所帮助。     

考虑鉴真服务和消费者偏好的混合E-供应链决策研究

鉴真服务平台通过提供鉴真服务,为线上商品的出售提供了质量保障,切实提高了消费满意度,降低了线上产品退货率。对此,本文构建了由鉴真服务E-供应链和传统E-供应链组成的混合E-供应链系统;运用Stackelberg博弈,求解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下的最优定价策略及利润;分析鉴真努力程度对各模型运作的影响,并对不同模型的最优决策进行比较;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模型结论进行验证。研究表明：1)无论是集中式决策还是分散式决策,两个渠道的产品销售价格均随鉴真努力程度的增大而增加,而混合E-供应链总利润随鉴真努力程度的增大先减小后增大;2)分散式决策模式中,鉴真渠道的产品销售价格在销售商主导模型下更高,而销售商总利润和鉴真平台利润在鉴真平台主导模型下更高,且鉴真平台所获取的佣金及鉴真平台的利润均随鉴真努力程度的增大而增加,销售商总利润随鉴真努力程度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3)集中式决策模式中混合E-供应链的总利润最高,且此时主要利润为销售商所得。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混合E-供应链决策理论,而且为鉴真服务平台和线上销售商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关于加强“民生科技”的几点思考

“民生科技”是与民生问题最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政府制定科技政策的重要导向，已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趋势。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制订和实施，也已经将科技工作的重点向民生科技转移。     

教育改革问题笔谈

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加快学校教育改革步伐,本刊编辑部邀请了部分系的同志就教育改革问题举行笔谈。下面是这次笔谈摘要。     

住宅工程质量检测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建筑市场十分活跃,市场竞争激烈,不规范问题突出。质量检测是建筑工程的一种质量控制的手段,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工程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结合工作实际,探讨住宅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的现状和质量检测中的常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知识分子参与剩余价值的创造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自己的脑力劳动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还参与剩余价值的创造,受资产阶级的剥削。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此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今天重温马克思的教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本文拟就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知识分子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谈谈我们的体会和认识。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