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公司效益──兼论国家持股对公司效益的影响

本文以江苏省30家上市公司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股权结构与公司效益的关系，从中发现，含有国家股的公司，其效益水平要普遍低于不含国家股的公司。造成此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股权结构的不同，股东行为也不同。股权结构可分为三种类型：严重分化型、均匀型和适度分化型。拟上市的公司在股权结构设计上，宜采用适度分化型，应缩小国家股的比重。     

中国存在失业回滞现象吗?

本文试图考察我国是否存在失业回滞现象。鉴于失业率数据的缺失,我们摒弃了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借鉴Gordon(1989)模型以及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一种基于产出缺口对通胀率影响的检验方法并设计了度量失业回滞程度的指标。通过对1992～2012年宏观季度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失业回滞现象,程度大约介于0.55～0.75之间。进一步分析表明,失业回滞主要源于内部人协议的作用,而制度刚性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作用。最后,我们就如何消除失业回滞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国就业弹性的再估算

鉴于目前流行的点弹性、弧弹性和回归分析方法的缺陷,重新设计一种基于双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估算方法,重估中国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结果表明,当前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第三产业已下滑至较低;相反,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较低,第三产业仍保持较高水平,但低于人们普遍的预期.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分布结构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其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为评估当前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就业形势提供参考.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及福利后果研究——法论的演进

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不会冲击我国就业?它会带来怎样的福利后果?在当前经济下滑和失业风潮背景下,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福利评估三个角度,对现有研究方法及其演进趋势进行梳理,并就当前背景下的中国化改造提出建议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趋势与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要素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还很不完善,行政机制的干扰和扭曲还比较严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劳动力市场存在双重制度分割,即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和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严重束缚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打破双重分割,成为贯穿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始终的一项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城乡二元分割的逐步瓦解,问题的焦点已逐步集中到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由于优先部门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超额工资的重要堡垒,它将遭遇更大的阻力,因此也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和制度设计的智慧。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上述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主持人的话（英文）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stages that no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ypass.They should be complementary and coordinated,bu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including the decad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the two have become decoupled.On one hand,as has been widely noted,urbanization has lagged behind industrialization;on the other,people are uneasy about the race to urbanize,and especially about new-type urbanization,fearing that it may lose impetus unless supported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古、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中国城镇发展中的就业问题

乡镇层面的城镇化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不同,它除了从需求角度影响存量劳动力的就业外,还会从多个维度冲击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并改变劳动力蓄水池的容量。基于河南、湖南等五省的调查发现,城镇化普遍提高了各类劳动力的非农供给意愿,但并没有绝对改善非农产业的劳动需求,因而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后果。依托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来推动城镇发展的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推进,非自愿型失业明显减少;在那些脱离周边城市的协同效应而孤立推动城镇化的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滞后,非自愿型失业现象反而加剧。因此,在乡镇层面推动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产业融合的问题,这有待于对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更系统的整体设计。     

论国有企业用工机制的市场化转变

理论分析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以来,随着正式工规模的大幅压缩,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可能正从过去单一的工资调节模式转向工资和雇佣量的双调节模式。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推测并发现,2003年之后产出波动对雇佣量的传导有所强化;对工资的冲击则有所缓解,双变量调节的特征愈发明显。这意味着国企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效率目标和社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