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从比德于水谈孔、孟、荀之“道”

在孔、孟、荀之典籍中,有诸多关于水的论述。三圣以其独到的视角,以水之诸多物性折射、拟喻先秦儒家之"道",以水喻德,以约见博。以水之混混盈厚、源远流长喻道论之本源意识,皆以"仁爱、孝义"为修身之本;以水之奔腾东往、百折不回喻儒家达观、进取之力行哲学;以水之润泽万物、去污就洁之性喻儒家礼乐教化之社会道德。循着"修己以安人"的逻辑进路而成的孔、孟、荀之"道"正是作为内在德性文化的中华道统思想之核心价值。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

荀子身处战国末叶，深感单纯地以儒家“礼、仁”学说难以实现其“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以儒门弟子的身份．创造性地提出已超出儒家思想范畴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王霸杂用”。从荀子迂回曲折的学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荀子迫于时势而法古其表，标新其中。其“法后王”与“法先王”思想是两者兼有的，是新与旧的有机整合，是儒家之“法先王”与法家之“法后王”之间承“先”启“后”的一个环节，具有先秦儒、法的桥梁作用。     

“面子”新释

面子是中华人之一重要的文化——心理概念,它大体包含着情面和体面两层涵义,又分别对应着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和外王两方面的内容,如行义和隆礼。就其产生的原因而论,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生理想、精神价值、道德境界深层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家族伦理型的传统心态文化和即伦理即宗教的内在超越性的道统传承是中华人,尤读书人面子观念凸显的主要原因。而＂居仁由义＂、节之以礼的中庸把握则又是面子观念发挥正、负社会功能的关键所在。     

论晚清儒家道统复兴思想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学风支离、琐碎。值此,曾国藩、张之洞等接续、担当和重建儒家道统,以肃清异端邪说,强化儒学之正统地位,以振兴低靡之朝政、凋敝之民生,其功堪比韩愈。曾国藩道统论以仁、礼双重道观开局,启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多元道观之端绪;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其道统论之功用观,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开启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端绪,为“返本开新’说开荆辟莽。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现代化思潮的重奏与交响——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关于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理论结晶,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冲突的产物,是分散的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思想之花.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19、20世纪之交从谭嗣同殉难到孙中山革命方略的成熟,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期.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者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保守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历史合理性,但也应当警惕、摒除其感情趋向上的守旧、复古因素.激进主义则引领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率,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学术理论界责无旁贷的研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