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

关于唐宋变革问题,中外学者历来纷争颇多。近年来,唐、宋史学界都逐渐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则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为此,本期约请张国刚、孙继民、李天石、杜文玉、严耀中五位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展开讨论。张国刚教授、严耀中教授从文化、孙继民研究员从军事、杜文玉教授、李天石教授从阶级(层)关系等不同的视角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多所创获,启人良多。冀望能够以此推动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古史研究:从多方结合到独辟蹊径——严耀中教授访谈

○严教授,记得八年前您访学加拿大回国不久,我曾约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过聊谈,主要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使我受益匪浅。今天又作访谈,主要谈您的学术道路、治学体会,相信一定会使更多人受益。 ●我的学术道路应该从我如何会志愿学历史讲起。可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读历史学科的。“文革”前我正在读高中,与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大学理工科是未来的首选,但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文革”结束后研究生招生开始,我便毫不犹豫地报考历史学科的研究生。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个人、家庭和亲友,以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     

佛教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佛教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作用严耀中道德与法律一样，都是把人们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纽带，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探讨佛教道德观念对中国曾起着何种作用，即使在今天，对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历史与当代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佛教道德观念的传...     

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

在北魏地方政治制度中,州设所谓"三刺史"制度也是非常奇特的.此制不仅历朝没有,而且有关北朝史书上亦语焉不详.但此制又与北魏前期①整个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所以本文利用一些较为间接的材料予以诠释,特别是关于北魏军职与"三刺史"之关联,以求教于方家.     

评中国古代体制外民间教派的道德观——以罗教《五部六册》为例

以罗教及其宣扬教义的《五部六册》为代表,说明当时被称为邪教的体制外民间教派所宣扬的道德观念是与正统道德标准相一致的,更明确地说是与儒家伦理相一致的,但又有着自己的一些具体阐释。它们籍此对各个暴露出来的社会坏现象的指责,容易赢得对社会感到不满或不平的人们之共鸣,进而能"惑众"而"聚众"。但由于社会道德的最大阐释权还是在统治者手里,尤其此道德观是建筑在儒家伦理上,于是这些教派马上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古代这些民间教派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即使反抗也都是一种小打小闹的状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试释“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以阐述儒学影响为主线

山水诗及画在晋宋之交出现，是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的结果。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被物化而归于自然，还是人将自然“文化”,这既是儒、道两家意识上的一条分界线，也是山水自然能否融入人的精神世界之关键所在。人将自身的本性原情赋予自然，山水也就有了人格与人性，从而在文学艺术里作为人的生命力的一种活泼能动的体现。如此构成的山水诗画涌现背景，是在魏晋六朝的玄谈中逐步形成的。在玄谈的思想交锋论辩过程中，山水被纳入以人为本的天地中，变得有声有色而活力四射，亦即所谓“山水方滋”。     

传统文化中的卜筮与儒家

卜筮从能被文字表达开始 ,便与儒结下了不解之缘。占卜原系古代礼制的组成部分 ,卜筮的思维方式给儒家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儒家对卜筮所循的思维模式予以理论上的阐释 ,从而使其有了理性的表象。从思维模式来讲 ,是卜筮之道为体 ,儒学为用 ;而作为政治意识工具来说 ,则是儒学为体 ,卜筮为用。这双重体用关系也是一种正反相辅 ,并合成了有特色的华夏文化     

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

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两种社会约束 ,彼此在各个层面上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这种现象 ,既是儒、佛诸家在中国社会中彼此能接近融汇 ,长期共存的基本底蕴 ,也是使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政治因为有了几种约束形式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尽可能地扩大了社会约束的覆盖面 ,从而呈现较长期的稳定与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