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防恐问题的若干思考——兼谈城市轨道交通防恐立法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轨道交通可能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轨道交通建设、防恐建设以及面临的防恐形势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我国轨道交通防恐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这对于关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防恐对策研究,特别是积极呼吁并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公安高校警务化管理看学生个性化发展

实行警务化管理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成功管理模式。可是在现代公安高校的学生管理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对公安高校警务化管理概念的诠释,揭示出当前公安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矛盾产生的缘由,最终提出公安高校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化协调发展的策略,以完善公安高校的管理制度,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绿色创新的视角,探究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市场化程度较薄弱的地区中,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发挥了更强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激发创新意愿、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途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拓展性研究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价值提升效应。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