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网络异化及对策思考

司法实践中接连涌现的一系列相关案件表明,以上传、下载、作品数字化、网络盗贴为行为方式的新型复制发行行为给网络空间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凸显了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未来走向。网络复制发行行为的刑法评价中应突破"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通过"共犯的正犯化"对网络服务商的帮助"发行"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并对网络传播行为与网络复制发行行为进行差异化处置。     

钻孔桩桩底灌浆压密机理及设计原则

用Ｖｅｓｉｃ球孔扩张理论对钻孔桩桩底灌浆的压密机理进行了分析给出了计算桩端承载力的公式，同实测值进行了比较，给出了一种理论计算方法及设计原则。     

我国避风港规则适用的发展趋势

我国早期为了扶持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引入避风港规则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著作权侵权责任,未能顾及到著作权人的利益。随着网络产业的逐渐壮大、国家对著作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以及各利益方之间的不断博弈,避风港规则在我国也呈现出被限制适用的发展趋势,而红旗标准的应用愈加广泛,迫使ISP进行正版化转型。网络版权法的政策性倾斜终将走到尽头,网络服务提供者与著作权人之间也将从冲突对立走向合作共赢。     

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问责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问责制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已被采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在问责中缺失异体问责、政治体制权责不清、问责不透明,相关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原因,问责制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因此,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的问责需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问责制度.     

论微博的著作权保护

微博在中国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微博是否属于作品、微博标题是否享有著作权等问题,微博著作权保护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我国应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健全网络法律体系,并借助行业自律、运营商技术措施等方式对相关权益予以保障。     

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成因分析和处置能力建设

改革的深化会导致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动及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态势,且表现形式多样,影响广泛.群体性事件多数是政府和公民的矛盾或者原本不是但是最后演化成两者之间的冲突,政府始终是群体性事件中重要的主体.由此也决定了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将扮演重要角色,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发展与处置都充满着政府及其职能问题的思辨,体现着政府职能运行的影响性.     

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司法应对——基于100个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的分析

基于对100个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例样本的分析,在政策和法律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对网络著作权犯罪惩治力度不断强化。司法实践中涉及的著作权类型多元化,重视共同实行犯罪的处罚,“以营利为目的”认定问题不再突出,重视罚金刑的适用,同时坚持刑罚轻缓化。但是也暴露出忽视单位犯罪,极少处罚帮助犯,漠视移动网络中的犯罪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应当反思解决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领域中存在的“运动式司法”和“选择性司法”现象,并提出在整体策略上应当坚持立法的“积极作为”和司法的“持重平衡”之道。     

生女何以值“千金”？——中国大学生生育意愿的性别转向与形成机制

生女偏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的最新特征。文章遵循主体性建构的方法论,考察大学生生女偏好的特征与形成机制,彰显了新一代中国人生育实践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生女偏好不仅仅是个体私人的感性偏爱,其背后折射出身份认同逻辑、情感价值逻辑、工具理性逻辑的多重形成机制。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个体化崛起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不再一味追求生育男嗣背后的神圣意义,而是强调生女偏好背后情感价值和生活体验的世俗意义;另一方面,生女偏好依然彰显了性别文化的传统规范。人们既在家庭的框架下思考实践,又使家庭主义成为个体乃至家庭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生活策略,从而来应对市场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生活负担与精神孤独,重构现代进程中家庭生活的再传统化。由此,生女偏好既是私人生活变革中的个性化表达,也是传统生育观念对接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反性结果。     

虚假信息微传播的刑法规制

当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微应用已经成为主流的传播方式，并且逐渐延伸到政务领域，在方便社会公众及时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的大量传播现象。《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有利于改变针对传播虚假信息以“寻衅滋事罪”等为罪名的刑事制裁体系。但是在增设新罪名的同时，应当考虑其罪名在量刑设置上与其他虚假信息犯罪量刑设置上的协调，也应当在此基础上增加罚金刑，以体现虚假信息制裁体系上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制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