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

由其生前的声名隆盛到后世对他的怀疑,再到近代西学东渐之后传统医界对他的"重新发现",华佗外科术的声誉在一千多年里经历了一个马鞍形历程。华佗身后不久,主流医学已开始逐渐将外科手术排斥在外。"残存"的外科手术绝大多数是体表型小手术,腹腔外科手术付之阙如,人们对华佗的事迹感到难以置信,甚至有将其归为神怪传说者。直到接触近代西方外科医学的成就才使国人相信华佗外科术确实可能存在过。基于重塑自信的需求,部分知识分子以西学中源论为基调对华佗进行褒扬,影响深远。华佗外科术声誉的一波三折能从侧面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外科术发展的脉络和近代西学东渐后国人的微妙心态。     

古典医学的“西学镜像”

近现代中国古典医学的阐释与古典医学的本来面貌之间有一定差异.在西学东渐和科学主义深入人心背景下,即便是古典医学的拥护者也在不自觉中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如此的思维模式:在对西医强大压力进行反弹的时候,传统医界实际上是在照着西医的样式反复阐明自身的“科学性”,在站到西医对面的同时也成为其映像.对待所谓迷信问题时除了有简单的回避之外还有从心理学等角度出发所做的“科学解释”,讨论者即便意见完全相左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以西医为标准衡量古典医学.民众心目中“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观念一方面是对西医快速疗效的承认,一方面是对中医价值的重新阐释.近百余年来国人对于中国古代手术的重新审视也可以反映这样的问题,面对西学的侵迫,中医界不仅有迎合或回避,也有信心的重建,一旦其中有与近代医学理念相契合的个案,往往就成为中国传统医学成就的象征和骄傲.由不相信其真实性到骄傲弘扬,国人近二千年来对待华佗外科手术的态度是一个典型例证.在医学分科、药典问题上也可看到西学影响的痕迹,无论是强调中国分科之古老,还是强调《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其实都在有意无意以西学为衡量标准,并且“套用”了西学的观念.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是8—10世纪民间流行的“伪经”,它们预言某些种类疾病的发生,劝人诵佛号、写经、修功德以免灾,体现出时人对这些疾病的恐惧,是研究唐五代时期主要疾病种类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通过对写本中病名含义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对当时人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是传染病,尤以疟疾为甚,其次是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难产及其它围产期疾病等等。另外,写本中体现出来的地域特征表明两经中的各种疾病是唐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主要疾病种类,而这些疾病种类与自然环境及唐代历史进程的关系值得关注。     

恶名之辨:对中古南方风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中古南方风土的研究是观察“中华”形成过程、族群关系演变的绝佳窗口.史料中南方风土问题实际上是当时南北方发展水平不一、话语权不平衡的体现.南方的自然环境和民俗均是北人诟病的对象,北人以此为要素模塑了南方风土形象.所谓南方瘴气、蓄蛊、卑湿等问题是对事实的夸大与想象,但在史料话语权作用下却逐渐成了非主流文化圈的标志,成为横亘在南北方之间的心理边疆.上千年来南土形象变迁与地方开发进程息息相关.随着地域开发,南土形象会得到修正,而新的边缘地带则会被冠以污名.中古南方风土问题具备特定的研究对象,并能构成一个逻辑化的知识系统.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主流文化圈扩大的影响、南北方话语权的逐渐转移、移民的影响力、交通线与文化形象变迁的关系、南方底层族群心理问题、医学观念的转变均是尚待开发的领域,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将展现中国主流文化圈两千年以来不断拓展的过程.     

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一项技术抉择的时代背景分析

灸疗法在唐宋之际民间医疗活动中地位浮沉能够反映唐宋民间医疗资源分配状况。灸疗法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具有浓厚“平民化”色彩的疗法,在唐代基层民间起着其他疗法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整体发展以及国家力量和民间势力对医疗事业的积极参与,使得汤药、针刺等疗法逐渐惠及下层民众,在医疗资源日渐丰富的情况下,灸疗法地位开始逐渐下降。灸疗法在民间地位的变化,体现了不同时代整体技术水平和民众生活品质的差异。     

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

“蓄蛊”是一种巫术,传说有蓄养者聚集百虫施加法术借以害人谋财,其实这纯粹是无根据的传说。但是由于其内容与南方的环境、地方病和地域文化相契合,所以自隋唐以来,逐渐被看作是南方某些地域特有之恶习。随着南方的逐步开发,传说中的“蓄蛊之地”范围随着主流文化圈前进的步伐而南移,江南一带逐渐不在其内,而是推移至两广、福建及西南一带,直至今日尚在某些地方留有残余。“蓄蛊”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巫术问题,它体现了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地域歧视,其迁转流移反映了主流文化圈的拓展过程。而被指为“蓄蛊”地区的民众对强加于己的污名逐步内化吸收,则体现了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时的微妙心态。     

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

所谓“福医”、“时医”指的是历史上一些主要依靠“运势”从事医疗的民间医人,其医术不高,但却往往是患者的首选,患者更多地期冀以其运气而非医术治疗自己的疾病。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一在于古代医人整体水平长期徘徊于一个比较平庸的层面,使得患者既离不开医人,又在求医过程中怀有强烈的侥幸心理和神秘主义观念;二在于古代医人的水平缺乏客观权威衡量标准,助长了患者择医时的撞大运心理。这一现象贯穿于唐以来的中国历史。在缺乏详尽医案史料的情况下,以民众求医心理为切入点,可以使我们大致把握古代民间医人的整体水平,并且对古代民众生活质量有进一步的了解。     

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

中古时期南方卑湿的恶名有一定事实基础,同时也体现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的想象与偏见。在中古疾病观作用下,人们对南土卑湿有强烈的恐惧。随着南北方交流增多,此观念亦产生变化,其过程与南方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关;作为文化符号,其变化体现了族群边界的动摇与转移。因此,南土卑湿是一个地理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唐太宗的“公平”与隋炀帝的“效率”

统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唐太宗是以公平使人民看到希望，使人民知道大家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倚仗强盛国力肆意妄为。一句话——统治者能够统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应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以南北朝、隋唐为中心

自汉代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高原(山)反应的存在,但是对其发病原因的认识始终没有突破"瘴气说"的局限,故而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世居低海拔民族来到高海拔地带时,往往受到高原(山)反应困扰,有时又因为无意中创造出一个较长适应期而免除其厄,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文章通过对北魏与吐谷浑的战争、隋炀帝西巡途中的大斗拔谷事件、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等史事的研究得出结论:高原(山)反应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不可忽视;举一反三,在研究低海拔民族与高海拔民族关系时,自然因素对人本身的影响必须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纳入研究者的视野。